我记得高尔基曾经说过：“每当我见到书时，就像从饥饿中扑向面包一样。”

对于书的渴望和欲望，我没有高尔基那么强烈。但书一直陪伴着我，喂养我走到今天。

我已经写了四十多年的诗歌，发表诗歌几百首。细想原因，都与读书写作有关。作为一位生活工作在煤矿的诗人，我认为怎么写作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写什么。过去，我写作比较杂，什么题材的诗都写，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经过大量的阅读之后，我开始进入了反思。我的诗歌究竟应该写什么?写什么样的文章才受读者喜欢?我认真读波德莱尔、布罗茨基、帕斯杰尔纳克的诗歌和本雅明、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著作，包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西方名著和西方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书，我努力寻找自己诗歌走向。通过读书，我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写作的最佳姿势。

在我生活的煤矿这块热土上，我在窑坡岁月的根部，寻找燧人氏留给人类的那枚闪烁诗歌的种子。经过半年的挖掘洗练汲取凝聚，我心灵深处的火苗开始闪烁诗歌的激情，笔尖上的炉火逐渐红火起来。我的窑坡组诗《窑坡之恋》《窑坡人家》和《窑坡烟火》相继问世，同时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中国煤炭报》《阳光》和《诗林》杂志上。

《窑坡之恋》首次亮相之后，诗歌评论家石金城赞叹地说：“真棒!特别是‘在中国煤炭史上/父亲成为祖国的长子/取名叫开滦/’这句很有味道。”尽管这组诗获得了文学创作一等奖，但我并没觉得有多兴奋，只是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下一步我应写什么，怎么写?我开始进入了第二思考。

在生活、学习、写作、工作、读书的日子里，我几乎接近了“神经病”的边缘。我家距我煤矿十几里，我每天早上6点步行上班。因为这段路要经过矿男更衣室、天桥、灯房和井口。于是，我每天在这里观察，寻找埋在黑土地之中的钻木取火者的生动细节和遥远岁月的陶罐以及遗失的文明碎片。当时，我的同事都叫我“神经病”。在接近“神经病”的小路上，我发现了在窑坡民间深处隐藏的真诗。于是我写出了《灯房女工》和《窑坡女人》等一系列诗歌。先后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河北工人日报》《河北文学》《诗神》《中国煤矿文艺》《阳光》《诗林》《星星诗刊》《诗刊》等刊物。有的还被《读者》选登。其中《窑坡女人》获“全国新星诗人大赛”三等奖，《窑坡人家》获河北省“华药杯”文学大赛金奖。写窑坡成了我诗歌的光明的走向。

那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煤矿青年文学创作大会上，诗人秦岭说：“凤池的窑坡诗写出了名气，真不愧为是煤矿诗人。”在这次大会上，诗人秦岭把我当时的创作情况和生活现状在大会上做了介绍，许多作家和诗人听后都落泪了。

在下岗后的两年零八个月中，我边打工边写诗。在我生命中最寒冷的日子里，我一直靠书中的火苗取暖，用笔尖上的炉火温暖家人的心扉。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是书和诗歌支撑了我的生命。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写了40年的诗。发表了百万字的作品。各种荣誉证书整整齐齐地排在书柜里，其实，我一直认为，写诗并不指望今后有多么荣光，活的有多么风流倜傥，我只希望我的诗能比我活得更长。

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我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生活，但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写作。”

在半个多世纪的读书、写作、工作中，我下过乡，打过铁，教过书，当过油漆工，干过美工，当过秘书，我先后调动过十几次工作，每次命运的改变都与读书写作有关。

我记得博尔赫斯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诗，他就是为诗而存在的。”经过几次命运的改变，我毅然站立起来。我曾经对朋友说过，几次命运的转变都是书救了我。所以我宁愿让人们把我忘记，也不愿人们忽视了我的诗歌。

诗人艾略特说过：“如果你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将会毁灭;如果你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也将会毁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浪漫与抒情之间，我精心建构自己的诗歌宫殿。在创作上我开始向多元化、多层次上拓展。我又写出了《父亲的煤炭》《农历上的乡亲》《宁静的山村》《音乐天堂》《当年我们是知青》等组诗，先后发表在《星星诗刊》《诗林》和《阳光》杂志上。

如今，作为一位煤矿诗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在生活中沉淀凝缩好自己的创作激情。因为一首诗的诞生要比一个人的诞生更痛苦。因为，一首诗是用两种东西凝成的，一种是泪水，一种是血液。泪水是人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血液总是奔涌在离伤口最近的地方。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的灵与肉。用利刃划开诗中的每一行，每一个字，诗人的心都会流血，诗人的心都会疼痛。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残存的最后一批拥有童心的人。诗歌是诗人呈献给成人的天真童话。诗人的价值，就是为了引领日渐迷茫的人们回到早已失落的童年和精神的家园。

布罗斯基说：“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是称之为诗人。”

写诗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体会读书写作不仅可以提升我的人生价值，同时还可以改变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