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著名的《念奴娇·昆仑》一词，国人可谓耳熟能详。但毛泽东即便能写出如此想象奇绝的词句，恐怕也难以想到，几十年后，当同济大学一位副教授将德国学者施米特引用了《念奴娇·昆仑》的文章再译回中文时，这首词竟然成了现代诗，作者竟然成了昆仑，该副教授并且特意声明这是本人的翻译，未查到昆仑原诗。昆仑门由此爆红网络。
　　昆仑之误，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清华大学一教授在3年前的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Kai-shek）译成常凯申，由于被误译对象的身份极其特殊、影响广泛，昆仑和常凯申堪称人名翻译错误的绝代双骄，网友戏言中国翻译界由此进入常昆时代。而类似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几位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在翻译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时，将Mencius（孟子）误为门修斯；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中提到SunTzu（孙子），结果被翻译成桑卒；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JohnKingFairbank有自己风行于世的中文名字费正清，但却被翻译成无人能识的费尔班德；电影《华尔街》字幕，竟然将sevenyearslater（七年后）翻译为人名（斯蒂芬·耶尔斯·莱特）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错误基本都是人名，只要内容大致不错，也就不必当真。但我们难道不该追问，连毛泽东、蒋介石、费正清、孟子、孙子等重要人物的名字都能译错，其内容的准确性难道不值得怀疑？更何况，人名尤其是关键人名正确与否，对于读懂文章、看懂内容十分关键。同济副教授一边强调这是本人的翻译，一边感慨未查到昆仑原诗，便是最好的例证。世无昆仑，何来原诗？专业如学者教授，即便穷经皓首，也难寻昆仑之诗；对一般读者来说，巍巍昆仑之上，更只能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了。一看到孟子，便会想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千古名句，可门修斯只会让你以为又发现了一位被历史淹没的古希腊哲人；一看到费正清，自然就会想到《剑桥中国史》，而与费尔班德先生遭遇，只能相见不相识；即便你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也无法领悟，斯蒂芬·耶尔斯·莱特先生其实说的是七年后。
　　更为堪忧的是人名误译背后浮躁的治学态度。在被网友指谬后，副教授大方承认，甚至质问：没错，但想怎么样？并指责指谬者心态有问题。这恰恰表明了某些学界人士的心态不正。严谨治学，实事求是，这是对从事学术研究者最基本的要求。凡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学术名著，无不是小心求证、反复修改、精心打磨之作。当今学术界当然不乏坚守学术规范，老老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听取不同意见者，当然也不乏因为种种诱惑而日益浮躁者。为了评奖、职称、名利、经费，赶进度、搭草台班子甚至抄袭，可谓样样精通，核对几个人名岂不太费功夫？治学态度如此，更何谈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
　　惟愿昆仑之后，毛泽东不会再变成井冈山、广昌路上；有了常凯申之后，不会再有张凯申、李凯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