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主席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次是进京赶考”，因此，他从已经装箱的个人藏书里，特意挑出《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书随身携带。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有两部大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困境中写出来的。

这两部大书的作者是谁?他们都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困境呢?

两位作者都复姓司马，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家，都诞生于三晋大地。他们身后，都留下无数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

陕西韩城芝川镇，黄河边的一座山岗上，矗立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祠堂。正是在这座祠堂，隐藏着他人生遭遇的种种印记。

2000年前，司马迁就踏着祠堂前那样的沧桑古道，南涉江淮流域，北游齐鲁大地，奉旨西征巴蜀，南至云贵边陲。考察了大量历史典故。父亲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从此可以阅读国家档案和图书文献，他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撰写了历史巨著《史记》，被列为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祠堂前匾额上镌刻的“高山仰止”，就是对他史学成就的最高评价。

《史记》用了一半的篇幅，记录了毛泽东所说 “秦皇汉武”的那个辉煌时代。那个由内忧外患开始，直至征服列强的秦汉时代。因此，自汉朝以后，所有的民族都称呼中国人为汉人、汉族、男子汉，使用汉语和汉字。甚至宇宙银河，也被认为是连着汉水的天河，称作银汉、河汉。后来的汉丞相曹操就曾写下“星汉灿烂”的名句。

《史记》以精练的中国古文，汇成五十二万字的巨著，成为中国史书的珍宝。《史记》的体裁模式，从此成为一种规范，两千年来的中国史书，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司马迁祠堂建于宋代。通往祠堂的99级台阶之间，有一副重要的牌匾。“史笔昭世”，这是对司马迁职业人格的最高评价。但是，一说到史官的职业，我们就能预感到它背后潜藏的杀机。

董狐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史官，他不畏惧执政大臣赵盾的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君”，就是记下赵盾谋杀国君，被孔子誉为良史。而齐国的太史记录了崔杼杀君王，却被当场砍死，他的兄弟立刻接替他的职务，又因为如实记录而被杀，连续三个兄弟被杀死之后，第四个兄弟又赶来接替职务，继续如实记录。如此不畏权势，不计生死，是史官的职责所在。但是，真能这样秉笔直书，就常常难逃厄运。这座祠堂的主人，正是一位史官。

进入太史祠。穿过献殿，便是寝殿。正中暖阁里是司马迁的彩塑坐像，他身着红袍，手握竹简，束发长须，神态庄重安详，面孔稍稍偏向左面。按这座祠堂坐西南朝东北的方位，司马迁正是面朝北方。他为什么要面朝北方呢?

他所关注的，一定是发生在北方的大事。

汉朝开国以来，北方强悍的匈奴屡屡侵犯边境。反击匈奴进犯，对于通过暴力夺取天下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应该没什么问题。

翻开司马迁的《史记》就知道，历史完全不是那样。

面对北方的匈奴，汉高祖刘邦总是屡屡败北，他虽然统一了中原，政权的稳定却不能乐观。《史记》不断记载着“……悉收秦所使蒙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侵盗代云……攻太原至晋阳下……”。

刘邦打败了项羽，平息了韩信、彭越和英布叛乱后不久，回到故乡沛县，在故旧父老面前万分得意，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时候，中原周围的少数民族虎视眈眈，早已把中原包围得水泄不通。

这是因为西汉王朝完成中原统一的时候，匈奴部落也在大漠北部完成了统一，势力范围东至辽东半岛，西至今天的新疆，南部收回了被中国秦王朝夺去的河套地区。面积比中原的版图还大。尽管今天的研究显示，匈奴从人种学上也许不同于汉人，但为什么匈奴要屡屡进犯中原呢?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匈奴人认为他们也是炎黄子孙，中国也有他们一份。而根本原因是，中原的富庶，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永远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秦始皇修筑的长城，也无法阻挡这种诱惑。

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乘着刚刚打败项羽、统一中国的余威，亲自率领大军向匈奴进攻。结果刘邦大败，在山西大同东部被团团围住，后来使用黄金珠宝贿赂匈奴王后，才侥幸突围逃走。

匈奴如此强大，怎样才能保证边疆稳定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刘邦转而采纳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女婿，不再与岳父作对。

刘邦去世，吕后以皇太后身份掌握了政权。然而，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根本没有把汉朝放在眼里，他写了一封信戏弄吕后说：“听说你死了男人，我也恰巧死了女人，我可以收你当小老婆，从此匈奴和中国，成为一家。”吕后虽然气的吐血，也无可奈何，只好回答说：“我已年老，不能侍奉你，愿意用年轻的公主代替”。

力拔山河气盖世的项羽都无法战胜的汉朝军队，何以对匈奴一筹莫展呢?

开国的汉朝无力抗击匈奴，原因是人口稀少，兵源和财源缺乏。刘邦对项羽的战争时间虽短，杀戮却非常惨重，致使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史记》记载，当时各大都名城户口流失，人数只剩十分之二三。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穷国，如何才能阻挡屡屡进犯的匈奴铁骑呢?

正当内忧外患之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年刘邦曾经让所有的文武官员盟誓：“不姓刘而称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因此，吕后去世立刻发生了政变，忠于刘邦的武将周勃，把吕后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为刘家夺回了政权，选择了亲王刘恒继位。历史证明这次选择，对西汉王朝是极为幸运的。

汉文帝刘恒为人仁慈、节俭，他废除了割鼻子、断手足的酷刑，经常免除全国农民的赋税。包括继位的汉景帝刘启在位共四十年，形成著名的“文景之治”，以至各地仓库存粮太多，发生腐烂。存钱也太多，串钱的绳索都被虫蛀断。政府养在长安的马，超过四十万匹，国力大增，人口也大增，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储备了丰富的战略物资。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正是在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时代。

司马迁塑像的目光凝视着北方。那里是朝廷与匈奴作战的方向，而他人生的惨痛遭遇，也是来自那场战争。

司马迁编写《史记》的第五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被俘，皇帝刘彻大怒，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随声附和，交口诋毁李陵。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愤于人心的险恶，挺身辩护说：李陵以五千步兵，孤军深入沙漠，与匈奴八万骑兵对抗，转战数百里，血战八日，杀敌万余人，箭尽力竭，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足以名垂天下。只因寡不敌众，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影射他的裙带亲戚、出击西域匈奴战败的主帅李广利，勃然大怒，立刻把司马迁投入监狱，处以宫刑。仅仅因为不同的言论，就该下此毒手吗?我们难以猜测刘彻的真实想法。

后来的《三国志》里描写王肃的一段话，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王肃说，司马迁记录事件，既不美化好事，也不隐瞒坏事……汉武帝听说他写《史记》，就取来写孝景帝和写自己的两部本纪，结果没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颂德，勃然大怒，删去了这两部本纪。后来这两部本纪就只有目录没有内容。对司马迁处以宫刑，那是汉武帝心中有难言之隐，借李陵的事，给他点颜色看(“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汉朝的司法制度极其黑暗。即便是最高级官员，只要陷入司法的陷阱，都不能自保。例如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购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作陪葬，预备父亲死后焚化。有人就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被投进监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只是死人的用品。法官何尝不明白，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能死。另一位大农令颜异，相当于农林部长，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立刻被投入监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就是在肚子里诽谤朝廷。颜异也只能死。因此，周亚夫、颜异、司马迁等，任何人都救不了他们。那个时代，每年逮捕的囚犯，都达到十几万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也就是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因谋反罪关入大牢，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此相比。

司马迁忍受宫刑极为痛苦，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没有选择死，他必须完成《史记》。韩城司马迁祠堂内的塑像长久地遥望着那刻骨铭心，李陵一去不返的方向。那是一段令司马迁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必须写入《史记》的历史。

汉武帝没有下令毁掉这部他认为“诽谤”的书，他释放司马迁出狱担任中书令，或许期望司马迁能改写那些“诽谤”的内容。

司马迁出狱后发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他似乎没有对汉武帝的不满作什么修改。那么，汉武帝只须一把火，就能让它灰飞烟灭。

两代太史令的心血凝聚而成的《史记》，怎样才能万无一失，留传后世呢?为此，司马迁在《史记》的结尾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这就是史学大家的智慧，即使京师的副本遭遇意外，还有藏之名山的正本留存。那么，这两个版本，后来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逝世多年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官至宰相，终于把《史记》公诸于世。这就肯定地说明，最后通过杨郓之手公诸于世的，是“藏之名山”的《史记》正本。

《三国志》里对《史记》的那段描写：王肃说到“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是说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只有目录没有内容。这就告诉我们，王肃看到的，是汉武帝删削过的《史记》副本。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到底出自哪个版本呢?

有人对此作了考证。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显然，《今上本纪》已佚，本篇开头六十字为后人所补。其下至篇末，是后人取《史记•封禅书》补充而成。

我们现在去看当代版本的《史记》，8000 多字的孝武本纪，除开头60字，居然与封禅书一字不差，司马迁不可能记载汉武帝一生只关注封禅，其他事一字不著，也不会照抄封禅书。因此，这个本纪不可能是司马迁的原作。难道它是汉武帝删削过的副本吗?再看“景帝本纪”，却没有这样的问题，看其写作风格，应该还是司马迁的原作。它的存在，可以排除现代版《史记》是副本的可能性，说明当代版本应该出自司马迁“藏之名山”的正本。至于没有“孝武本纪”，那只能看出《史记》长期被视为“谤书”，杨恽慑于当朝者讳而不能出示的苦衷。这是司马迁大智大慧却未能在外孙那里实现的历史遗憾。

如此说来，三国时王肃所见应为《史记》“副在京师”之副本，当代版本应为《史记》“藏之名山”之正本。两个版本都曾传世。而封建社会印刷传媒业不发达，一般人看不到“谤书”正本，王肃也只得到副本。

正是由于司马迁政治上的挫折和困境中的人生追求，才能有历史巨著《史记》，才能有那若干辆牛车才能运走的两个竹简版本，才能有《史记》流传至今。这是司马迁的智慧。否则，我们实在无法估量，失去《史记》将是何等巨大的文化损失。

按《史记》记载，司马迁六世祖司马靳“葬于华池”。按此记载，人们在陕西韩城“北华池村”东北方向。能够找到司马靳墓。超过2000年的墓葬能够保留到今天，墓的主人一定声名显赫。在那危机四伏、充满诸侯战争的春秋战国时代，他又如何在生死存亡中建功立业呢?

秦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夫司马错，与宰相张议同时，为秦国的崛起立过功勋。那正是这位墓主司马靳的祖父(司马迁八世祖)。

当时有一个奇迹发生在中国的西部。位于西方蛮荒之地的秦国开始默默无闻，谁也没有看出这个落后贫穷的小国有什么前途。就这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偏僻小国，在法家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突然闯进了中原国际社会。各国惊慌失措，都没有想到自己也该变法图强，只寄希望于外交政策，有些国家主张联合起来抵抗，用武力把它制服。有些国家主张与它和解，以避免眼前的伤害。因此出现了“合纵”“连横”的不同战略。

秦国宰相张仪首先采用连横战略游说魏惠王，不用一兵一卒，就使魏国把上郡15个县，包括少梁，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以南，一起献给秦国。

司马靳的祖父司马错与连横派的领袖、秦相张仪在秦惠王面前有过一次战国史上著名的辩论，结果张仪败在滔滔雄辩、有理有力的司马错之下。司马迁把这个时期的一件小事，及时地写进了《史记》，这就是他祖坟所在的少梁改名夏阳，即今日韩城。

这次争论的起因，是四川的巴蜀两国打仗。巴国人就是楚国宋玉所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喜欢把棺材挂在山崖上、悬棺葬的那个巴人。巴蜀双方都派人向秦国请求支持。

这时，秦国大夫司马错力主趁机吞灭巴蜀。但是张仪反对，主张对付中原的韩魏两国。司马错指出，兼并巴蜀，就能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攻占楚国，兼并天下。同时，巴蜀富饶的资源可以作为秦国南部的大本营，支撑秦国长期战争的物力财力。

秦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战略，这是秦进军中原的开始。但是，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攻巴蜀难于上青天。传说秦惠文王就想出一个骗局，来解决这段交通障碍。他赠给蜀国国王五个美女和五头便金之牛，就是能屙出黄金的牛。蜀国就派遣千人凿路，开出一条蜿蜒八百里的山道。尽管如此，也只有三头牛进了成都，有一头牛被脚下的悬崖峭壁吓坏了，钻到山洞里不肯出来，士兵抓着牛尾巴使劲拉，导致山石塌方，砸死很多人。这就是李白所说的“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川蜀的道路从此开通，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出兵灭了蜀国和巴国，并驻守在那里。

假如当时巴蜀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以蜀道之难，不仅是秦国，就连后来三国的诸葛亮，也未必能轻易攻占川蜀，中国历史就未必是后来那个写法。

秦国统治四川期间，曾派李冰做郡守，修建了大名鼎鼎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巴蜀土地又极其肥沃，粮食亩产比中原高几倍，被三国时的诸葛亮称为天府之国。而秦国所在陕西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也被司马迁称作天府之国。这两个天府都成了秦国的地盘，秦国岂能不一统华夏?

韩城华池的那座墓主司马靳本人是秦国武将， 他作为秦军高级将领，跟从秦将白起，参与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会战，使赵国走向灭亡的长平之战。

秦军首先派间谍散布谣言，说廉颇老了，秦国最害怕赵括。赵王听信谣言，撤换廉颇，任命赵括统率三军。赵括的老母亲请求赵王：“赵括只会纸上谈兵，如果要用赵括，万一打了败仗也请赦免我们全家”。

秦王听到赵括统率赵军，高兴的发狂，他任命了真正各国都畏惧的大将白起统率秦军，又担心白起的威名使赵括恐惧，就下令，敢泄露统率姓名的，立刻斩首。然后动员全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投入战场。

赵括厌恶防御，亲自率领大军，向秦军进攻。白起下令退却，然后派出二万五千人的奇袭部队，切断了赵括的退路和粮草运输线，然后团团包围。赵括虽然发动多次猛烈攻击，始终无法突破秦军的包围。士兵饿的发狂，先杀掉战马，最后自相残杀，吃战友的尸体。赵括被迫亲自挑选敢死队突围，结果死在乱箭之下。赵军所剩四十万人，全部投降。

为了彻底削弱赵国的国力，秦军把俘虏押送到一个名为“杀谷”的山谷之中，四十万人分十处全部坑杀，赵国从此没落。

司马靳参与的这次战役，从军事上评价，是极为成功的。作为军人，司马靳不愧优秀将领。只是由于白起与秦王对下一步的战略有分歧，白起与司马靳一同在杜邮被赐死，葬于华池，司马靳死的有点冤。

长平战役四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必须写进历史的事情。秦国军队再度攻击韩、赵两国，穿过了西周王朝的领土洛阳，西周王朝这时既小又穷，面对强大的秦军，周王震怒，亲自借钱组织军队讨伐秦国。楚国和燕国派军队赴约，但发现没有其它国家参与，都仓惶撤退。周王朝只招募了五六千人无法作战。秦国就派一支军队到洛阳，把国王捉住，废为平民，取走了九鼎。这个立国879年，被儒家学派赞不绝口的周王朝，没有得到一声叹息就这样悄然灭亡。

没过多久，中原各国相继被秦国吞并。长达260年的战国时代结束，秦国建立的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秦王朝诞生。

难以想象，一个文化落后的西部小国，最终打败了所有文化发达的中原强国，虽然最初秦国极其落后，但他能够吸引众多的文化大师，一起帮助他造就千古第一的大秦帝国。

而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商鞅、张仪、吴起、孙膑、乐毅、范睢等等，半数以上都出自黄河中游的三晋地区。如果他们都能在本国本土充分发挥作用，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根据《史记》记载，司马迁的祖父、曾祖、高祖都葬在高门(现有东西北三个高门)。

韩城东高门村西南有两座碑楼，靠南面那一通碑上书写的，正是“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莹”。碑的背面是“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莹记”，记载着“昌以下葬者三冢，今则岿然者仅存”，立碑时间为“嘉庆十七年”

我们没能来得及看到这三座墓葬。原来的三墓鼎立，后来修公路夷平，抗战时，陕西教育厅长王捷三到此，命人合雍一堆，占地二分。1958年平坟运动毁，现仅存墓碑。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始皇麾下的主铁官，相当于一个大国的冶金部长，掌握着秦国战略物资铁的铸造和市场销售。从秦代开始设置主铁官，表明秦国炼铁已有相当的规模。

到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已经是汉朝时期，汉朝的长安分为四市，四市有四个长官，司马无泽为四市长之一。

司马无泽的儿子司马喜，是汉朝的五大夫，五大夫是汉朝的官爵名称，属于国家第九级官员。

在高门华池所能看到和了解的上下七代司马家族，再加上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孙子司马迁共九代，在秦汉二百多年期间，司马家族始终是中华超级大国的国家栋梁，名门望族。

司马家族的旁系亲属也不乏英雄豪杰。春秋时，晋国司马家族开始分散，司马错一支奔秦国。到卫国的也叫司马喜，担任了中山国宰相。到赵国的司马凯，以剑术理论著称于世，他的子孙有刺客蒯聩。蒯聩的玄孙司马卬，追随秦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武信君，在邯郸称王。后因平定河内(山西南部)有功，被项羽分封诸侯时封为殷王，后归顺汉朝。

司马迁幼年时，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沅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巴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的足迹走遍了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

《史记》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了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著，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根据《史记》的记载，人们在韩城东高门村西南，能够找到两座碑楼，靠南面那一座是“汉太史司马公高门先莹”。另外一通是“汉先太史司马公墓”，司马谈和司马迁先后担任汉朝太史，“汉先太史”似乎应该是司马迁父子中的一位。

虽然《史记》详细记录了前四代祖先的墓葬地点，关于父亲司马谈，却只说到“留滞周南……发愤且卒”，没有提到埋葬的情况。司马迁完成《史记》，是在其父去世至少二十年以后。如果他将父亲埋葬回祖坟，或者后来迁坟回去，都完全来得及写入《史记》。因此，这座墓应该不是司马谈墓。如果说是司马迁墓，又与司马迁“不知所终”不合。

高门徐村有一座“汉太史遗祠”，却并没有司马家族的墓葬，也没有姓司马的居民。每到清明节，却是同冯两姓居民前来祭祀。难道他们与司马家族还有什么联系吗?

徐村人祭祀的是“法王”，“法王”是谁?谁也说不清楚。却在法王像后面的一座木雕假山上，有两个人，一坐一跪，据当地村民透露，这是司马谈对司马迁临终嘱托。为什么不能公开祭祀司马迁，却要假托“法王”呢?一定有着重大的政治背景，迫使人们不能公开祭祀。

东晋末年，宋王刘裕篡位，改国号为宋，经历 155年的晋朝灭亡，开始进入南北朝时期。司马氏末代皇帝被毒酒毒死，家族子弟逃回家乡隐居，隐姓埋名。有的在司字前面加一竖，改姓同。有的在马字前面加两点，改姓冯。隐居的地方取名徐村。按照汉字的字理，双立人是“行”的省写，表示行走，余是剩余，似有劫后余生远行到此之意。

“汉太史遗祠”，似乎也在表示久远的遗留，仿佛在努力避免某种政治牵连。

这就使我们联想到汉代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史记》又是作为诽谤朝廷的“谤书”。特别是司马迁之死，历史记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司马迁的声望，他无论何种结局，怎样去世，都应该在社会上留下记载。那么，司马迁不知所终，似乎说明他生前已经离开了主流社会。

今天的专家们虽然有许多猜测，但都没有文献记载依据，因此可以认为，司马迁的结局可能正是“不知所终”，这为我们留下一个最大的历史谜团。2000年沧桑，我们已经无法再去详细考察这段历史。

难道当时的知情者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录吗?

黄河岸边司马迁祠内的一块《翟邑候重修太史庙记》的碑文，刻写着“众为太史公生辰，华山方外士自信知其详，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岁，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按历史学家的考证，目前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45年两种说法。按这个碑文说来，似乎又是一个说法。

1000多年后的宋朝，人们没有忘记司马迁，又为他重新建造祠堂。据晋人许国昌著《养性斋杂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都记载了司马迁祠堂最早建造的年代为永嘉四年，即公元310年，这已经远在“三国”之后三百多年了。

但是，宋代建造保留至今的司马迁祠堂为什么没有建在祖坟，却建在黄河岸边，而且门朝东北方向呢?

当地又称司马迁祠堂为望祖祠。难道东北方向与司马迁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吗?这使我们联想到1999年山西河津市发生的一件事。

河津市建筑施工挖掘出一座汉代墓葬，墓主为司马剑。其中出土一柄宝剑，一面铜镜，两罐铜钱。由于当时被哄抢，出土的文物一时难以寻找回来，但这仍然是现在可以探究的重要线索之一。

司马福一家是当地60多户司马家族之一。司马福谈到，当地历朝历代，司马家族的人可以见官不跪，司马福家曾被封为九品官衔，历代免除赋税，官帽在抗战前还在。他家历代建房可使用张嘴的琉璃兽，别人家盖房如果要用张嘴的琉璃兽，就会被公认为欺压人……。

司马福家藏一个象牙笏板，已断为两节，是古时官员上朝手持的器物，代表着官员的级别品位，这可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有的器物。1955年，他家将上半节捐献给县文物局，现在家存当时县文物局颁发的捐献证书和下半节笏板，还有当时拍的照片，与现在家存的下半截笏板完全一致。笏板上边还有村民配药时的锉痕。建国以后，河津县曾与稷山县合并，后又分开。由于机构反复变更，当年捐献的那件文物已经难以寻找，所幸家中还留有一半。

河津县离黄河不远处有司马迁墓，1942年日本驻军曾拍有照片。后河津建铝厂时平，移坟另立司马迁墓。司马祖莹在陕西韩城高门，假如是司马迁自己悄然离开主流社会，就不可能奔《史记》明确记载、众所周知的祖莹所在地韩城高门，而有可能选择留给自己毕生回忆的少年时代所在的河津。

河津历代为文化名城：古有三贤祠，祭祀卜子夏，王文通子，司马迁。

卜子夏是当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可的世界历史上第二位教师(第一位是孔子)。春秋战国时期，河津便是卜子夏“设教西河”，也就是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从事讲学的地区，至今，河津市东辛封村还有卜子夏墓地、碑记的记载和祠堂遗址。魏国的魏文侯、名将吴起都是他的学生。

被隋炀帝、唐太宗两代王朝任命官职而不肯出山的王通，也出在河津，司马迁可能就在这样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最终成为河津县的三位贤人之一享受祭祀，并载入清康熙版《平阳府志》里。

康熙版《平阳府志》，是由中华文化第一世家，山东曲阜孔氏家族64代孙、清康熙年国子监博士、《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执笔编纂，是可信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河津县地图》就标志司马迁故里在辛封村。而早在元代王思诚的《河津县总图记》里就记载着“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又县东有太史乡”，太和坊是辛封村的古地名。这个记载与司马迁在《史记》中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记载一致。

恰恰是司马迁的这段自序，难倒了不少读书人。

“龙门”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们去看地形图，河津与韩城隔河相望，这段黄河，正是相传大禹治水凿开的禹门口黄河出口，它紧靠河津境内的龙门山，故名“龙门”。

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记载：“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元和郡县志》记载：龙门县，秦置为皮氏县，汉为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

那么，“河山之阳”又该怎样理解呢?

根据我国古代传统的阴阳学说，“山南、水北为阳”。河津居龙门山之南，符合“山南为阳”。

我国古籍文献凡单称“河”，就特指黄河，其支流称×水，现在也称×河如洛河、渭河、汾河等(长江支流则都称××江)。河津位于山西南境黄河南段以北，即“南河之北”。例如河津县的耿乡，曾是商朝祖乙的都城，北魏《水经注》就特别指出，“耿乡在黄河之北”，并没有因为它距离“南河”较远，距离“西河”更近而称“黄河之东”。因此，以水而论，河津自然是“水北为阳”。当然，河津西面也紧靠黄河的南北走向那一段，但“阴阳”主要是根据在水南或水北来划分，如一池湖水，春天水面的北面先行融化，南面后融化。东西两面就没有这种差别，可见古人划分阴阳是很有道理的。对不能以水的南北划分的，才以东西来区别。而阴阳的区别，又是以“东为阳，西为阴”，与帝王面南而坐的“左为阳，右为阴”，“男左女右”，都是一脉相承。著名的青铜文物“虢季子白盘”铭文中“薄伐猃狁，于洛之阳”，就是记载了一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地点在洛水南北向一段的东面，故称“于洛之阳”。可见，按照在河的东西方向来划分，也是东为阳，西为阴。因此，河津既是龙门山之阳，又是黄河之阳，并称“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对河津地理位置的精确概括。

司马迁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学者之一，他在《史记》中明确论述了六家学术流派，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第一家就是阴阳家。因此，司马迁对我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自然是融汇贯通，用“河山之阳”来描绘河津地理，是极为明确而简略的。

因此，司马迁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应该是确指河津，表述少年时代曾在河津从事耕作和放牧。但是，司马迁为什么会离开祖居之地，迁居到河津呢?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载民俗称：“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当时这几个地区，比较靠近匈奴不断进犯的区域。至今紧靠陕西省韩城市南面的合阳县还有一个“防虏寨乡”，这个地名显然还遗留着把周边少数民族称作“胡虏”那个时代所建造军事营垒的历史信息。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汉朝还没有进入对匈奴全面反击的时期，身居太史令的司马谈有可能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将家族迁于河津，虽一河之隔，却有了黄河天堑，足以有效地阻挡匈奴铁骑，家族更为安全。为司马迁取名“迁”，是否暗喻司马谈在司马迁出生前后家居迁徙之意呢?

陕西韩城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三家分晋后属魏国，至今那一带还有许多魏长城遗迹。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晋”时多称“我”，透露着对文化传统深厚的幼年成长所在之河东的深厚情感。

据《史记》记载，司马迁的远祖因避晋国内乱而到达少梁，少梁属于后来三家分晋其中的魏国，就是现在的韩城。

2006年2月24日，河津人大副主任任罗乐与张瑞珍赴河津固镇村邵家岭，在乡赵先生帮助下，于一座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发掘出一通石碑，已断为两截，且有数行字迹损毁，但有关“司马迁”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经市博物馆马鹏亮、周德俊现场鉴别，确认元代石碑，运回市博物馆收藏。

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碑文题为“创修上生院记”，由元朝从五品官员“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西安)府判段循撰”文。碑文中“佛者……咸得皈依之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闻出。距县治北一舍社……”。

意为大禹当年治水疏河凿山经过之地，曾经涌现出司马迁等有名的大文豪、大手笔，而且代有才人。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提供了重要证据。

碑文作者为西安府判，他认为司马迁是河津“弘文巨笔”，与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所写《河津总图记》(清光绪版《河津县志》)关于司马迁的表述一致。可见，虽宋代陕西韩城建造司马迁祠堂时隔未久，但朝野共识尤其是陕西官方还是认为司马迁生于河津，与《司马迁自序》保持一致。

如果因为司马迁的祖籍曾在晋国，其少年时代和晚年归宿地都在河津，那么，在建造司马迁祠堂时，让祠堂整体建筑中轴线朝向东北方向就找到了答案，“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句也就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