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天静宫

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智慧，在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性化管理

《老子》四十九章云：“圣人无常心(或“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所谓圣人无常心，是说圣人无私无我无恒常不变之心，而总是以百姓心为其心，圣人心系天下，以百姓利益为重，以百姓之忧为忧，以百姓之乐为乐。这也就是胡锦涛所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根据“道法自然”原则，要求管理者“顺其自然”有所作为，“逆其自然”有所不为。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是禁绝人的一切管理行为，只是禁止“逆其自然”的错误行为。所谓“自然”，是指作为宇宙之本的“道”以及由它派生的天地万物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及其生存方式。“道”和天地万物在身体形态、生命需求和生存方式上，都是天生如此，本然如此，並非是后天人为或鬼神使之如此。把这种“自然人性论”思想运用于管理，要求管理者“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要求管理者既不能随心所欲地“敢为”，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妄为”，应该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之心即是百姓之心。管理者必须严格按照天赋的自然本性及其百姓心的变化而实施管理。这是古今中外管理学的根本出发点。

在市场经营上，根据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原则，要求管理者实施“经营人心”的战略。以抢占员工、客户、消费者的心智资源，建立企业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在企业管理上，根据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原则，要求管理者必须实施人性化管理。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 1908-1970年)，提出人生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生有五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即满足衣、食、住、行、性和健康的生理需求，保护自己免遭来自社会和自然威胁的安全需求，关爱他人也需要他人关爱的社会需求，尊重自己与尊重他人的尊重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需求。能够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的人，是马斯洛心目中的健康人格和理想人格。

根据马斯洛的人生需求层次理论，人性化管理分为两个方面：从正能量要求管理者应“顺民之所欲”，建立与健全各种激励机制，以各种激励手段和方法调动部下和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负能量要求管理者“除民之所恶”，应尽量减少伤害人性的事。诸如不要对员工总找碴、挑毛病，不要做令员工讨厌的事，不要说令员工气愤的话，不要以个人好恶判定员工等。只有真正做到“顺民之所欲”和“除民之所恶”，才能做到“上下同欲者胜”，达到凝聚人心、招揽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治大者不治小”与分级管理

根据“无为而治”思想，管理者应坚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则，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则有所作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保证管理者在“大事”上有所作为。

在现代管理中，无论在政府管理还是公共管理中，管理者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则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管理者，也无法事事躬亲、样样有为。因为管理者也是体力、能力、智慧和时间有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面对管理场中的“人有限”与“事无限”的矛盾，管理者应不拘泥于小事，努力做到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管理者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决策，二是用人。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必须牢牢把握住他在管理系统中的科学定位。他应成为料理大事的“导演”，而不是扮演具体角色的“演员”;应是音乐演奏会的“指挥者”，而不是具体的“演奏者”;应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而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要求管理者正确地处理“管向”(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与“管事”(对企业具体事物的管理)、“管总”(对企业全局的管理)与“管分”(对企业局部事务的管理)、“管帅”(厂长、总经理、总裁、董事长)与“管兵”(普通员工)的关系。高层管理者不从全局出发，放弃制定企业长远发展规划，放弃组织和实施这一战略规划，而去参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他就不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因为他把作为高层管理者的“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搞颠倒了。就他干涉下级工作、造成管理场的严重混乱而言，他犯了“越位”的错误;就他放弃“管向”“管总”和“管帅”而言，他又犯了“缺位”的错误。

汉文帝丞相陈平深谙道家“无为而治”管理之道。有一次，汉文帝临朝问道：“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右丞相周勃愧不能对，汗流沾背，而左丞相陈平则回答：“有主者。”文帝又问：“主者谓谁?”陈平答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反问陈平：“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陈平回答：“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文帝非但不责怪他，反而“称善”。(《史记·陈丞相世家》)

法国社会学家帕斯卡先生指出：“人类对于琐碎事物的敏感和对于最主要的事物的麻木，标志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错误。”然而在现代管理中，这种“不可思议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美根据“大事有为，小事无为”的管理原则，把那些拘泥小事的管理者分为五种类型：事务员型、会议型、礼仪型、政治斗争型、回顾型。这是对那些只抓小事、不抓大事的无能管理者的真实写照。抓好“大事”，则事事都得到治理，事半功倍;样样都管，则事事荒废，事倍功半。这就是“抓大事”与“抓小事”的辩证法。

“君无为而臣有为”与“抽身谋大计”

高层管理者，要想真正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而在小事上则有所不为，就必须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才能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君劳臣逸国必衰”的管理目的。

君主要想达到“君逸臣劳国必兴”的管理目的，就必须真正做到“任官得其人”。“任官得其人”有两层涵义：一是在识贤求贤上要有所作为，二是在用贤上要有所不为。

在识贤上，《庄子·列御寇》篇作者认为“人者厚貌深情”。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夏秋冬和早晚变化的一定周期，可是人的面容、动作、语言复杂多变，往往将险恶人心为假人所伪饰，深深地为厚貌所隐蔽，很难看清人心的本质。所以，在识贤时，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言取人”，只能“以行取人”。依据他在实践工作中的表现，听其言而观其行，透过现象(或假象)看本质，才能逐步地把握人心的真面目，寻找到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求贤上，高层管理者必须学会礼贤下士，低调做人，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刘备三顾茅庐的求贤精神。刘备三顾茅庐，放下身段，请出孔明，言听计从，终成三国鼎立之势。周公为了辅佐周成王，礼贤爱士，广罗人才。当他的儿子前往鲁国就位时，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儿子说：“论身世、权力和地位，有谁能比得上我呢?但为了接纳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时，曾多次顾不上沐浴，手里握着湿头发就去迎接贤士;在吃饭时，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里的饭，恭恭敬敬地与他们说话。就这样，还怕对贤士不够虔诚和尊敬。你到封地鲁国后，千万不要因官高势大瞧不起人，而是要从心底里重贤纳士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饭三吐哺”的故事。汉高祖为人倨傲无礼，虽几次派人请商山四皓，而四皓终不肯出山相助。在汉高祖死后，太子刘盈卑辞厚礼亲自去请，终于感动了四皓出山相助。

在用贤上，要想充分调动与发挥群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君逸臣劳”的目的，人君就必有所不为。要求人君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授权，真正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决不能越俎代庖。实践证明，管理者只有在用人上“有所不为”，充分调动贤臣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在事业上“大有所为”。

“因材质而用众”与“能职匹配”的用人艺术

根据“因循之道”的原则，在用人上，要求管理者必须坚持“因材质而用众”的用人之道。由于每个人的自然特性和后天教育的差异，管理者应做到“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切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以免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

李白在《乐府·将进酒》中云：“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生而都是人才，都有长处也有短处，都有其社会存在的价值。“鸡鸣狗盗”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因材质而用众”，主要含义有二：一是从理性层面根据人的知识才能和品格智慧差异而用人，二是非理性层面根据人的兴趣爱好和生理气质特点而用人。

(一)在理性层面，用人必须坚持“授任必求其当”的原则。《淮南子·主术训》指出：“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挐，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在管理中，要求管理者在用人上必须做到“授任必求其当”。古人曰：“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者，乃治乱之原也。”要想做到“职能相称”，牢记不可重用7种人，即投机者、谄媚者、自命不凡者、权力欲强者、虚荣心强者、空谈理论者和四平八稳者，皆不可加以重用。

(二)在非理性层面，要求管理者必须善于根据人的兴趣爱好、生理气质特点用人。所谓气质，是指人先天具有的相对稳定的性情或气质。人的气质有四种不同类型：1.多血质(活泼型)，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2.黏液质(安静型)，如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先生等;3.胆汁质(兴奋型)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等;4.抑郁质(抑制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等。

人的气质本身本无好坏之分，气质类型也无高下之分。每一种气质都有其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胆汁质的人可成为积极、热情的人，也可发展成为任性、粗暴、易发脾气的人。因此，在任职和择业上，应充分注意每个人的不同兴趣、爱好和气质的特点。

“不争之德”与“蓝海战略”

从本质上，商场如战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管理者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一)“不争之德”的现代解读。

所谓“不争之德”，主要含义有二：

一是“不争而善胜”。老子认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竞争之妙即在“不竞争”之中。宋太祖赵匡胤选派不识字的侍卫兵任“押伴使”、战胜高谈阔论的南唐高官徐铉的故事，是一种以不辩胜雄辩、以“无声胜有声”的斗争艺术。这是老子“不争之德”的精义所在。

二是“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这一命题，意谓“退”是为了更好的“进”，“退”是“进”的一种手段。企业实施“退出”战略，从表面上是“若退”，而在本质上却是“进道”。只有退出某些领域，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退”与“进”的辩证法。在市场竞争中，把老子的“不争之德”运用于市场竞争，有三种情况可以采取“不竞争”的退出战略：第一，不加入市场卖得正火的产品竞争。第二，不介入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第三，不参与恶性的市场竞争。

(二)在市场经济中，有两种竞争战略：一是“红海战略”，二是“蓝海战略”。

所谓“红海战略”，是指在市场中，企业家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以各种不道德、不公平的竞争手段投入到你死我活的“白刃战”，其结果是某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渲染出一片血腥的红海。目前，在海内外市场竞争中存在着严重的“行业恶斗”，不但破坏了市场的正当竞争，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双输局面。要想消除“行业恶斗”，树立和宣传以老子的“不争之德”为指导的“蓝海战略”，是行之有效的对症之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