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凭着一本《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以下简称《追忆》),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部书力图证明,中国古典文学给人以这样的“承诺”:优秀作家可以通过书写实现不朽,文学传统里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并使这种期望成为文学的母题之一。再过几年,斯蒂芬·欧文被叫成了“宇文所安”,他与中国诗发生“恋爱”的书也出了一本又一本,但我一直记着《追忆》这本小书。在这本书中,宇文所安提到了“黍稷”“石碑”“骨骸”这些传统诗文的意象,提到了王阳明和张岱,还提到了李清照。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这位女词人出现在《追忆》的第五章“回忆的引诱”,时间是一一三二年。彼时,她正在为去世五年的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写后序。这篇序文的开始,满是对过去好时光的描写:丈夫赵明诚的学生时代,年轻的新娘和她的丈夫共享纯真的欢乐。这对夫妻平时也不去追求精食美衣和漂亮的首饰,而是一味搜集好书好画和古器。在她暮年的回忆里,这些书画古器凝聚着她和丈夫共享的往事。但一个衰亡的朝代导致了这些物的遗失。乱世中,丈夫不得不离开他的金石藏品,把照管的责任留给了妻子。分别时,她问,如果真的城池失陷,怎么办?丈夫以一种特别清醒的语调,向她交代了不得已时丢弃家产和藏品的次序,“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总之,他要她作出牺牲,她必须把“宗器”—指的是藏品中最精美的青铜器—看得与生命同等重要,“与身俱存亡”。

宇文所安说,李清照是带着骄傲把这件事写进后序里的,“但是,如同许多讲到恋人之间炽烈爱情的故事一样,一种苦楚感不时露到表面来”。赵明诚对藏品按着等级作出了再三叮咛,却对他死后的家产——这关系到妻子的生路——一无所嘱。这篇序文开始的欢乐笔调过后,一股极为细弱的怨恨情绪的潜流,此时冒到了表面来,当然,它仍然与爱和尊崇交织在一起。因此,“后序”是一份交织着悲苦与情爱的遗嘱,李清照在其中写下了她的怀疑。

以后的乱离之年里,她带着这些已经成为累赘的物逃亡。她依然忠实于爱情,甘心做着这些物的奴隶。她经历了洪州的兵火、剡县的抢劫、会稽县的偷窃,藏品一件件减少,只剩下租来的房子里睡床下的几只筐簏。但就是这几只仅有的筐簏,也被小偷凿壁偷走了。在回忆这些物的搜集、保存和丢失的复杂历史时,她开始疑惑,那种把藏品置于人之上的价值观是否对的,自己的爱而不舍是否值得。这篇序文也成了对后世的学者和收藏家的一份告诫。对先死的丈夫,她甚至感到了愤怒,“死者把他们的热情带进了坟墓,死后还伸出手来把他们的热情的对象拽了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从现代人的视野认识这位生活于十二世纪的词人,认识这位处于家国之变、一生纠缠于艺文和人伦的伟大的女性作家。在此之前,她是固化在几首小令之间的、婉约的、凄惨悲戚的、以丈夫为中心的模范妻子的形象,一个扁平型人格的历史人物。《追忆》颠覆了先前的这种粗浅认知,让我得以从日常的人伦的角度去阅读她、切近她的人生。

一个问题是,时至今日,拨开层层由他者建构和想象的李清照形象的迷雾,我们到底对她了解多少?

作品和生平

李清照在她所处的时代即以文名世,其名声延续至今,更是被视作“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郑振铎语)。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她是最早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作家。

汗牛充栋的诗文典籍里,她一直是一个卓异的存在。而把她送入“伟大作家”圣殿的,不过是存世的不到六十阕词、十四五首诗、十篇文章。同时代的评论家王灼说她“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朱熹读其词作,也极口称赞,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到了明代,杨慎说其词作与男性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宋人填词,李易安易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观)、黄九(庭坚)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代的李调元更是说,“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吴文英)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周邦彦)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虚构和写作一向被视作男性才华驰骋的疆域,从李清照开始,这种情况被改变了。

对李清照著作的编订从宋代就开始了,仅宋元人编著的词选、词话(诗话)、笔记选录李清照词的就达十八种之多。编于南宋前期的《碧鸡漫志》以及《苕溪渔隐丛话》《云麓漫抄》等书对李清照已有论及,对她的词作、词论、文章也有所著录。李清照死后十年左右出版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易安集》十二卷。《宋史·艺文志》称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又《易安词》六卷,但这些宋元刊本都已失传。北宋曾慥的《乐府雅词》收录易安词二十三首,这些词作是易安词的核心部分,被认为是最可信的。

现存的李清照作品,都是明清以来学者从历代选本和笔记中纂辑而成。明清两代著录李清照词的词选、词谱、总集、词话多达五十多种。据李清照研究专家徐培均考证,最早的辑本,是崇祯三年(1630)常熟毛晋汲古阁刊诗词杂俎中的《漱玉词》一卷,自云系据洪武三年(1370)的钞本,收词仅十七阕。后来毛氏另有钞本《漱玉词》一卷,作为汲古阁未刻词之一种,此本自“如梦令”至“多丽”,共四十九首。晚清王鹏运四印斋刊本《漱玉词》一卷,辑有五十首。近人赵万里辑得四十三首,附录十七首,为《漱玉词》定本一卷,刊入《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二册中,较世行各本为精审。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李清照集》,辑词七十八首(其中存疑三十五首)、诗十五首、文三篇,另有《打马图经》暨赋、序若干篇。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搜罗广博,考证精细,举凡李清照遗留下来的词、诗、文,几已网罗殆尽。近人徐培均的《李清照集笺注》(修订本)在此基础上复从《永乐大典》辑得易安佚词六首,这样,李清照的存世作品共计词五十九首,诗十七首,文十篇,虽不能窥当年全豹,但已足以呈现其文学风貌。

《漱玉词》

但是,仅仅依靠文选和笔记中有限的生平记载去重构这位女作家的一生,仍然困难重重。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推排销蚀使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实物佐证,另一方面则是接受史上对其生平的刻意涂抹和改写,尤其是男权社会里对她改嫁、闪离一事的态度,使得每个时代里李清照的形象都在发生着变化,最原始的那个形象,或许早已随漱玉词而去,散落天涯。但通过她这些仅存的作品、她与丈夫赵明诚密切相关的活动、赵李两家的交游和遭遇,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旁证,以廓清李清照的社会关系,了解养成她的精神和性格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李清照身逢南北宋之交,亲历了这些时代变革,并有切肤之痛,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地散布在文献典籍之中,并在她的作品中有所流露,只要下功夫爬梳剔抉,总能寻出一些蛛丝马迹,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她的生平和作品。

龙榆生、黄盛璋等宋词研究诸家对李清照生平的叙述,多来自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据近人考证,她生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这首家族纪事式的诗表明她出身于一个声望颇著的士大夫家庭。世称“后四学士”的李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他作为一个学者的锋芒在他唯一传世的《洛阳名园记》里可见一二,其中的兴亡之感、讽喻之旨传达出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精英气质。他的文风和生活态度,他对陶渊明的推崇,日后都影响到了他的女儿。“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他的预言到了他女儿的时代成了一场灾难:金人入侵,洛阳名园付之一炬。李清照幼年,大部时间是在原籍度过的,也偶尔随父住在京城的“有竹堂”。九岁前后,她和胞弟李迒随父居汴京。其时的东京汴梁,正值蒙元入侵前夜最后的繁荣。“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每逢上元节,皇宫前的御街上,搭起山棚,挂灯结彩。“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数里。”此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此番盛世景象是她人生初年最美好的回忆。

十九岁,她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二十六岁即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起,她与丈夫及丈夫全家退居于山东青州。十二年后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秋,赵明诚被起用为莱州太守。宣和三年秋,李清照追随丈夫至莱州任所,后又相从于淄州任所。她的少年时代及婚姻前期生活,虽受党争的牵累,起伏不定,但婚后伉俪情感投契,生活堪称优裕。夫妻穷搜书画奇器,相对展玩,咀嚼碑文、果实,自谓“葛天氏之民”,正印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理想的夫妻人伦——“古风妻似友”。

赵李婚姻生活的一个巨大的转折发生在靖康之变后。靖康二年(1127)春,明诚、清照夫妇载着他们前期搜集整理的十五大车金石文物书画,渡过淮河、长江,南下江宁。七月,赵明诚起复知建康府。十二月金人攻打青州,李清照独自怀抱蔡襄法书《赵氏神妙帖》南来。此时的赵明诚也暴露出他人格上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他疏远妻子章台游冶,以至没有子嗣;强占他人的文物珍藏;放弃职守“缒城宵遁”。建炎三年(1129)八月,赵明诚病逝于建康。自此,李清照孤身一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病体痛苦,与成千上万的衣冠之士离家南渡。《〈金石录〉后序》如是记叙她在浙东一带追赶高宗御舟时的一路扑空:“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

《金石录》

这些变故冲击着已入不惑之年的李清照,并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绍兴二年(1132)春天,跟随着宋高宗移跸临安,李清照从绍兴来到了杭州。她在春天生了一场病,一直到初夏,都辗转床榻,一度牛蚁不分。或许是身体上的原因,也可能逃亡路上的艰辛,她被觊觎她的满车文物的张汝舟骗婚。这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三个月后,她离了婚,骗婚者受到发配广西的惩处。

这一屈辱过后,她曾有一封书信写给一位高官綦崇礼。此人是他亡夫的姑表兄弟,这位贵人介入了这场离婚风波,帮助她摆脱了囹圄之苦。在那封著名的信里,她描绘了自己如何被诱骗进第二桩婚姻,并感谢对方施以援手。“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这也引发了后世种种议论与猜测。在经历了金石散亡、再嫁非人的巨大不幸之后,她前所未有地思念起了亡夫,也认识到了他穷一生精力撰著的《金石录》的文化意义。“夫妇擅朋友之胜”,她现在可以把他当个真正的朋友了。在丈夫去世五周年之际,她写下了两千言“极道遭罹变故本末”(洪迈语)的旷世名作《〈金石录〉后序》,自述其逃亡生活,还把对夫妻人伦的反思,对往事和京洛旧事的追忆都写入其中,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以“命妇”的身份重新回到了上流阶层。

到其晚年,尚有二事见诸记录:一是在她六十七岁前后,携所藏米芾二墨迹,访其长子米友仁求作跋。二是七十岁时,曾想将平生所学授予孙氏小女,却被一句“才藻非女子事也”拒绝。从后面这一嘲讽之语里,可见女性独立之路何其漫长乃尔。

“误读”与“负累”

在习见的文学想象里,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似乎就是“人比黄花瘦”的北宋的林黛玉。在读了她全部的诗文后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误读,或者,这一印象至少是不完整的。生于官宦之家的她自幼经受士风熏染,有着相当的政治见解、爱国情怀和与男性无异的忧国忧民之心。她写于少女时代的“咏史”诗,其文辞之老辣,史识之宏富,连道学家朱熹读了都赞赏有加。她在《词论》中为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正当性的辩护,更见一个作家的独立性。而其后半生的遭际,孤身一人走过那个衣冠南渡的年头,孤身一人守护家庭财产、争取个人自由,孤身一人在男性为主导的大环境中凭借词、诗、文以立足,其豪迈任性,哪还有半丝弱质女流的气质?

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充斥道德评价和性别压制的中古时代,作为女性写作者的李清照,背负着层层之累,一方面她是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绝代词人;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个官员的贤妻、乱世中的寡妇、再婚而又离异的妇人。她写下的作品镕铸进了民族的共同情感,证明了女性同样有写作的权利和才华,而同时代人对她的态度似乎又反证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之强大。南宋之后,理学兴起,一些有道德洁癖的批评家力图将其再婚之事洗白,把她驯化、规范到主流价值观中去,更使其生平云山雾罩,迷案重重。她犹如一朵娇嫩的花,花瓣被随意地折去玩弄,晾晒成干枯的形状,然后变成他们心中的才女标本,那些花汁早就在烈日下腾空而去。

诚如有论者所指出,中国古典文学史是一部无限自我重复的“傅科摆”:后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文本本身,遂开始了对诗本事、词本事等诸多解读,这些环绕在文本之外的阐释或过度阐释又反过来主导了对于文本的框定、阐释甚至删改。李清照可说是“傅科摆”模式下的一个显例。由于传主生平可考的文献实在太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传统诗词阅读中男女词(诗)人有别的强大惯性,后世的研究者和阅读者总喜欢在李清照的词作中探寻其生平的蛛丝马迹。在“以诗(词)证史”的堂皇理由下,李清照的很大一部分词成了学者们用来想象李清照其人的“史料”。在这种“自传式解读”的目光下,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绘了一名孤独的闺阁女子,有人就推断这是作者少女怀春的证据,还根据词中对风景的描述推断了词作地点,甚至对这首作品进行系年。《减字木兰花》中李清照说自己买了一盆花,有学者就断定她真的买了一盆花,而且买来是为了与丈夫共赏,甚至由买花这一举动联想到戴花,引申到他们夫妻的恩爱和惜年华上去。中国传统诗学笺注中,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强解之,很多笺注充满着一种猜字谜的色彩。坊间许多李清照诗词的解读及其生平传记,类似的漫无边际的过度阐释,没有确凿证据随便对作品系年,几乎成了一场灾难。

这种自传式解读,几乎定型化为对李清照词作的一种主流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无视女作家的虚构能力,在这种别有目的的目光解读下,李清照的创作源头几乎全都在赵明诚那里。新婚燕尔之际,她思念离别的丈夫,死后仍然对他念念不忘。而四十九岁上改嫁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肯定是有损其坚贞不渝的贤淑妻子形象的,因此必须坚决否认。自传式解读的态度在这里已经诡异地影响到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认定。于是乎,大量道德层面的评判和争论消解了其词作的文学意义,从南宋一直延续到晚清。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近年坊间有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C.Egan)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一书,回顾梳理李清照如何被历代男性士人建构为一位专情女子的历史,以及这种形象如何影响了对于漱玉词传统的读解,并对其守寡、再嫁、离异、丈夫的妾室等有关宋代婚姻状况做一次“新文化史”观下的考察。艾朗诺注意到了这种“自传式阅读”的为祸。这位来自北美的宋词研究者指出,与具有一定纪事功能的诗不同,词这一文学体裁,有着大量的虚构和想象,是抽离了现实事件之后的假想和遐思,不能将词的内容简单当成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唐和五代以来,中国的男性词作家培养出了一套“男子作闺音”的文学技巧,男性作者常在词作中体会和形容女性的“敏感和多情”,他们的角色读者不会搞混,为什么女性写作者李清照一出现,就把叙事者和作者本人的界限给模糊掉了呢?男词人可以代言人的身份填词,李清照为什么不可以?既然同时代的男作家有虚构文学形象、杜撰事件情节的权利,作为女性的李清照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吗?难道她一定要以自传性写作取悦于她的读者?

乱世的美神

为什么一个女性一旦写作,就一定是在写自己呢?事实上,李清照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完全可以是她的虚构与创造。从李清照的遭际和后世的接受史,正可以看出在强大的男性文人传统下,一位才华卓绝的女子要以文人姿态登场,会面临何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回到对其生平的书写,之所以会有这样“移诗(词)入史”的惯性,问题还是出于对女性生命个体的不尊重,对李清照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漠视。撇开那些对其生平的改写和重塑,一个真实的李清照是怎么样的?

她是自由而骄傲的。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性一样,她喜吃零食、擅博弈、喜欢户外活动。她自幼聪颖,有那么点柔弱和高冷,孤芳自赏地在藕花深处仰望星空,也喜欢在写出满意的句子后喝点小酒。她心怀高远,有过闲适而惬意的少女时代,又在中年的乱离中经受挫折,最后凭着惊世的才华在士大夫精英文化圈中收获了名誉。她是一个极其热爱创作,并且能够把创作和生活分开的人,尤为可贵的是,她从未对自己积极投入于写作流露出丝毫歉意或犹疑。最终,她在一个似乎不属于她的领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她的学识和思想在很多时候是力压须眉的。 李清照有一首“感怀”诗,写于宣和三年八月的莱州,当时赵明诚每天奔波于酒宴,她无聊独坐,破旧的窗台和书案上没有一本诗书和史集,给人感觉就像袁术穷途末路生出的感慨:一无所有。她在诗中说,写诗需要独处,在住处焚香静思才会有好的构思。“静中吾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在平静中她结交到了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乌有先生”,一个是“子虚先生”。孤独带来的不是思念,而是让她爱上虚构。

在金石字画的搜寻和鉴赏中,她和志同道合的丈夫一起守护艺术化的人生,磨砺审美的感官。但才女一生多磨难,中年后的她,避难南渡,还要守护丈夫生前留下、皇家和众人觊觎、几成累赘的书画藏品,在饱受世人诟病的改嫁和闪离后,她风鬟霜鬓,在穷困孤独中离世。聊以安慰的是,她的晚年也并不尽是在蒙羞与凄惨中度过,她最后仍然回到了精英文化阶层。她的精神没有被悲惨的境遇所击垮,她舔着伤口,以虔诚之心投入创作,用文字记录生活,并最终安顿了心灵。她是一个乱世的美神。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李清照,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基于日常人伦的还原,也是基于对一个写作者、对一个九个世纪前的伟大作家的尊重的历史追溯。生前身后,她一再经受嫉妒、轻蔑和敌意的目光打量,一再被改写、修正、陷入泛道德化的无休止的争议。同时,李清照生活的十一世纪是中国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热烈的时期,一种基于个人趣味的,精致、文雅而偏向柔情的审美意识正在兴起,我更希望看到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在日常生活和文化层面的审美嬗变。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照亮了接受史上的一个死角,它的止步之处让我想象,这个世界上还应该有这样一本别样的李清照的传记,它的燃料助推,一是来自历史本身,一是来自叙事本身的力量,两者交织聚合在关系的整理和书写上:与家人、与丈夫和亲戚的关系,与皇帝、御医、官员和其他同时代作家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构建和书写,最后指向的是一个独立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艰难的生存图景。其实,艾朗诺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东西语境暌隔,他力有不逮,这样一本想象之书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的学人和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