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西汉金印,南越丝缕玉衣,熊浮雕空心砖…… 到国博看南越古国风采
汉初吕后时期,在如今的广州,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僭号为“南越武帝”,其孙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僭号为“南越文帝”。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上,一枚金光闪闪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见证了南越国这一重要历史。这枚金印,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
广州,古称“番禺” ,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岭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秦末汉初,在南越统治者的精心经营之下,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继续稳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广州迅速崛起,成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即日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为期三个月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汇集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余件(组),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广州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丝缕玉衣、玺印封泥、青铜勾鑃、组玉佩等代表性遗存标志着南越顶级贵族的身份、等级、地位,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钱币、木简,揭示了南越高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及贵族的奢华生活,它们与其它物质文化遗存共同呈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
本次展览分为“南域明珠”“四宇同光”“美食美器”“丝路序章”四个单元。其中,“南域明珠”单元对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展示,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印、玉印、组玉佩、铜勾鑃、丝缕玉衣以及南越王宫出土的木简、印文陶器等。本单元展出的南越王赵眛的丝缕玉衣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件玉衣的部分玉片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相似,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玉衣的制作年代大约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10年左右。这件对襟形式的丝缕玉衣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为研究中国古代玉衣制度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宇同光”单元重点展示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多元一体文化面貌的形成过程和基因构成,重点展品包括南越王宫出土的印花大方砖、熊饰踏跺、“万岁瓦当”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龙带钩等。其中熊饰踏跺为一种建筑构件,即今天所谓的台阶。熊饰踏跺用宽大的空心砖制成,展示了古人的建筑智慧,踏跺侧面以浮雕手法装饰熊的形象,这一手法应为南越统治者借助中原汉文化的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在南越王墓共出土带钩36枚,其造型有水禽、龟、蛇、龙、虎等,其中的嵌宝石、鎏金、金质带钩制作考究,等级较高,体现了南越王的身份地位和审美偏好,展览现场观众可通过放大镜欣赏栩栩如生的带钩细节。
熊饰踏跺 南越王宫博物馆藏
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涵盖物产、餐饮、烹饪、工艺、风俗、礼仪等多方面内容。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各有源流和特色。“美食美器”单元重点展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日常生活、礼仪制度、艺术审美、精神信仰等内容,重点展品有鎏金铜壶、铜钫、铜鍪、铜烤炉、铜鉴等。秦汉时期,岭南人民已经开始运用水濡、火烹、烘烤、曝晒、烟熏、风干、冰镇、盐腌、发酵等多种手段烹饪美味佳肴。诸般珍馐美馔虽早已烟消云散,但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具和相关遗迹,依然可以感受到岭南地区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元的古代饮食文化魅力。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南方,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秦平定岭南之后,建番禺城,为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启了其后两千年的对外贸易往来。“丝路序章”单元重点展示岭南地区与域外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重点展品有陶船、铜提筒、四联体铜熏炉、陶俑座灯等。广州秦汉造船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已拥有庞大的造船工业和先进的造船技术;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石构建筑与西方建筑有相似之处;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熏炉,其中焚燃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焊珠金饰、乳香、非洲象牙等都是极富特色的早期海外舶来品。南越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的托灯胡人俑和玻璃饰品,也是海外交通贸易活动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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