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书写历史，在印刷不发达、无法大规模机械复制的古代，书写、抄写工作成为传承文明、记录时代的重要职业。而“书手”，作为担任书写、抄写工作的专职人员，其群体也逐渐趋于定型。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书写文本当是出土于敦煌和罗布泊的纸质文书，如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文书、日本大谷探险队发现的“李柏文书”等，都是魏晋时期的作品，从这些出土文书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书法的变化，也可以初步看出古代书手工作的端倪。而真正将书手作为一门职业定型并记录下来，在宋元之际较多，如《辍耕录》中写道：“世称乡胥为书手。”

《唐代书手研究》周侃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书手”这一职业和群体的存在，为我们记录下了唐代的盛世局面，也可以窥见大量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从多学科对其进行研究，如书法形式、艺术体现、社会表达方式等。遗憾的是，学界的唐代研究成果较少涉及这一领域，所以，即使现在治唐史的学者，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陌生。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侃博士的《唐代书手研究》一书，为学界展示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书手研究的成果。该成果以大量的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为基础材料，以书手的身份、职能为切入点，分别对唐代书手的身份职业、士履与生活、教育与艺术三个主题进行了研究，厘清了唐代书手的多重身份和职场的社会变迁轨迹，并考补了六位书手的墓志及其社会生平，从地域空间、时代互动等方面探讨了书手的个体技能和整体职业素养、师承关系与时代书风等，解决了唐代书手的身份构成、工作场域、经济生活等问题。

　　从唐代墓志书写来研究书手的书法是该著述的重点内容，借助于出土文书、墓志、碑刻等文献，更能精确地再现书手的工作职能和艺术水平。同时，作者认为唐代书手对于唐代图书缮写与传播、文献校勘、书法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这些认识非常到位，我们认为，这些书手不仅是庙堂之上的国事记录者，也是江湖边缘的社会书写者，他们记录着时代，刻画着历史。

　　《唐代书手研究》作为研究唐代书手的拓荒之作，正如该著作前言中傅永聚先生所言，该书“首次全面呈现了唐代无数不知名书手的生存状态和书法风貌，包括给‘书手’这一名词合适的界定，并具体指出其涵盖范围，有利于全面总结唐代书写者与书法和文化的关系，为全面研究唐代书法与社会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同时指出，该作者之所以具备跨学科的研究能力，与其自身有着史学学习经历、书法专业学习经历有关，尤其与跟从欧阳中石先生、刘守安先生等书法大家学习熏陶密切相关。

　　当然，任何一本著述，都有其研究提升的空间，该著述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即对西域文献尤其是出土文献的使用不够系统和全面。实际上，在西域出土且与书手相关的资料非常丰富，包括汉简书写、魏晋时期的简纸并用，至晋唐时期的纸质文书等，都有相应的作品，而且出土墓志、砖志数量繁多，体现了书法的原生态、连续性的特点。如果该著作再版和继续研究，可以对其进行丰富补充。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