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爱吟诵唐诗，也自然而然将唐诗转换成日常的修辞。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似乎唯有一首隽永的唐诗，才能将每一个时间节点演绎得动人透彻。

“春天的一丝和风到了，那是‘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夏天的一缕荷香来了，那是‘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秋天的一滴露水凝了，那是‘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冬天的一片雪花飘了，那是‘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顺时而动，就是天人合一。”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隋唐史学者蒙曼，专门研究了浩瀚唐诗中的“四时之诗”。近日，蒙曼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古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对于天气和大自然，要比今人敏感许多；同时古人的血液里流淌着诗意，大自然本身富有诗意，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造就了唐诗对四时二十四节气的热情聚焦、美妙书写。

没有现代钟表的精确报时，古人的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全都按照自然的节奏，接受着老天的安排。“他们是看到春天的风吹起来了，才会产生那么多属于春天的心情，伤春也罢，惜春也罢；看见冬天的炉火红了，才产生那么多有关冬天的心情，苦寒也罢，温暖也罢。天气和人，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是结合在一起的。”

而在唐诗的“四时之诗”中，古人对天时的敏感，又是与自己的人生追求、心灵世界相互关照的，蒙曼以书写夏天的唐诗举例。

蒙曼指出，纵览呈现四时特色的唐诗，我们会发现写春天和秋天的诗居多，似乎春花秋月、伤春悲秋，才是四时唐诗的“主旋律”，面对夏天，唐代诗人貌似显得“诗兴不活跃”。但不能否认的是，夏日之诗蕴含了专属大唐文人的特殊况味，除了清幽剔透之美，更含一番酣畅淋漓的快感与风骨。

何为酣畅淋漓？蒙曼说，有一种是李白在端午时节写的《江上吟》，“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表现了唾弃富贵与世俗的大唐风骨。

夏天还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爽快，是元结喝酒的真性情，凡人的快乐。如他的《石鱼湖上醉歌》：“石鱼湖，似洞庭，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水为沼，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座以散愁。”

蒙曼说：“元结写，我们家旁边也造了一个小景，那个景就是石鱼湖，你看着是石鱼湖，我看着像洞庭一样浩渺，夏天雨多，水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小小的石头鱼像洞庭湖的君山一样。人要善于造景，眼前很热，一想广阔的草原，茫茫的冰川，这时心里会觉得好一点。”

蒙曼说，时任道州刺史的元结，这首《石鱼湖上醉歌》写足了夏天的痛快，更写足了唐朝的痛快，“诗人拿着一个瓢，酌饮四座以散愁，像食堂大师傅那样，我给你一勺，给他一勺，大家都喝得高高兴兴”——但是，此间不仅仅只有夏日享乐的肤浅痛快。

在《四时之诗：蒙曼品最美唐诗》里，蒙曼这样解读：和李白、李贺等“神童”相比，元结是更接地气的“人”，小时候是个浪荡子，到了十五岁大字还不识几个，十七岁才折节读书；但元结又绝不是一介凡夫俗子，考中进士，曾亲临战场，抗击安史之乱的叛军，保全了十五座城池免遭摧残。

元结做道州刺史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道州残破不堪，四万多户人家经战乱只剩不到四千户。而此时，朝廷依然向道州征税，连下了两百多道诏书，恐吓元结若不交赋税，就得面临贬官。“元结说，我们这个地方已如此残破了，你再征税，我的老百姓就不要活了，所以两百道诏书下来跟他要税，他两百次回复不行，这要巨大的勇气。”元结该行为受到杜甫等一干同代诗人的高度赞赏，说他让“万物吐气，天下稍安”。

蒙曼感慨，结合元结当官为民做主的经历，再读他书写的夏日之诗，能从中看出唐代文人的“大节和小节”。“大节是什么？他能文能武，能够保境安民，能有作为儒家官员爱民养民的操守；然后再看小节，他还有生命的乐趣，大夏天狂风大浪的时候，他到处拿着酒给朋友们喝。”既要坚持“有为”，秉持君子济世安民的情怀，也要追求快乐，找到发泄忧愁的出口。唐代文人鲜明的气度和豪情浑然天成。

蒙曼指出，唐诗有风骨，有自由，每个诗人都拥有一种活脱脱的灵魂。“这种灵魂在夏天狂风暴雨、炎炎烈日之下，没有被压平，反倒把它催生得格外挺拔，格外锐利，这本身也是唐诗留给我们的一种难得的感觉。”

唐诗、天时、精神叩问，三者相互交缠，密不可分。在蒙曼看来，二十四节气，就好似古人在漫长的年头、平凡的生命中所设立的二十四个鼓点，“敲一下，人的头脑会清醒一下，心灵会透亮一下；再敲一下，又清醒一下，透亮一下”。

敲打着自我生命的鼓点，呼应着天时的鼓点，古人循着“节气线索”行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