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作为中国式特产，堪称古代科举制度最为闪亮的一个词。选状元始于隋朝，确立于唐代，完备盛行于宋朝。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科举考试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考，在漫长的1282年间，共产生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从中选出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第一位状元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孙伏伽，最后一位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刘春霖。状元是处于“金字塔尖”的人中龙凤，如宋朝每届从40万人中才能选出一个状元，竞争之烈可想而知。史上还有“三元及第”之说，“三元”即指解试(乡试)、省试(会试)、殿试(廷试)均为第一名，因这三试的第一名分别称解元、会元、状元，故合称三元，“三元及第”者堪称状元里的状元、冠军中的冠军。据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三元”条考证，历史上连中三元者，全国不过十几人而已。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国人心中最得意的乐事莫过于此，独占鳌头历来是读书人的最大梦想，一旦金榜题名，足以光宗耀祖美名远扬了，所以古往今来的学子人人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状元情结”。“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龙门”，莘莘学子经过长年“头悬梁、锥刺骨”的苦读之后，从几十万考生中脱颖而出“大魁天下”，确实难能可贵值得庆贺。历朝历代的状元中也真的不乏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诸如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张孝祥、文天祥，明代的胡广、杨慎，清代的翁同龢、张謇等。但“高分未必都高能”，大多数的状元却因为种种原因在“红极一时”之后，慢慢销声匿迹湮没在“滚滚东流水”中了。

殿试(廷试)发端于武则天时期，唐代进士及第后有雁塔题名之制，唐代大诗人孟郊在《登科》一诗中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将当年夺魁者春风得意、官运亨通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到了宋朝，太祖赵匡胤将科举制确立为国家基本制度，让独占鳌头的最优秀考生直接面见皇帝，称之为“天子门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考中状元，若无“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攻读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甘受寂寞，一切只能是白日梦罢了。《三字经》云“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这个梁灏，从天福三年(938年)初试，到雍熙二年(984年)中状元，足足考了46年!这位梁状元毕竟是幸运的，史上有多少像梁灏一样的学子，年复一年寒窗攻读，到头来却难成正果，清康熙亁隆年间一个叫黄章的人，从青年一直考到期颐(百岁)之年，终难圆状元之梦，像黄章这样持之以恒的“白发考生”，多了去了!

能高中状元者，都是学贯五车才高八斗的才俊，但其中的机遇等外在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据《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载，亁隆皇帝有一次殿试阅卷时，发现第一、第二名皆江浙人，第三名为陕西人，江浙人历年考中状元者甚多，而陕西人在本朝尚无中状元的先河，于是御笔一挥，将排名第三的王杰“钦定”为当年状元，文章做得最好的赵翼只好屈居其后当个进士了，但这并不影响赵翼成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