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的《说〈诗经〉》一文，讲到周朝以礼、乐为教化之本，伴音乐之诗在民间流传，最后形成三百篇之编，因其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流传开来。除了因为《诗经》本身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外，来先生还说：“三百篇为人所重，则因孔子之推重。”至于《诗经》为什么受孔丘推重，来先生没有细说。

周朝以礼、乐为教化，这没什么疑问。唯应探讨的是周朝所谓的礼、乐各是什么。从现存的文字文献和出土文物实证来看，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没什么礼、乐可言，到了商朝，留下来的确凿可信资料也不多。孔子距离这两个朝代并不太远，他已经说“文献不足”(见《论语·八佾》)，他的弟子对夏商之礼却说得头头是道，这说明他们没有老师在学术上态度那么端正。

到了周朝，承继了商朝的文化。商人推崇天神，周朝人不信，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周朝人在现实中也很推崇天神，看起来奇怪，实际也不矛盾：他在自己原来的子民那里，对天神的存在进行质疑，以表示对前朝的否定;而在被他占领的、原来是商朝遗民居住的地域继续推行天神思想：完全当作愚民政策，来统治信仰天神思想的商朝遗民。在这个过程中，周朝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实际上就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的一套严刑峻法。

然而，为了掩盖真实意图，统治者又以乐为外衣，给严刑峻法罩上一层美丽的彩饰。班固在《汉书·礼乐志》里讲得不少，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就把乐的作用无限拔高，到了与天齐肩的地步：以为文化发达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人们就能安居乐业。其实，这也是统治者麻痹人民、涣散其斗志的一个手段。当年，德国和日本的文化不可谓不发达，但却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这也能从侧面否定孔子所夸大的“乐”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周朝，“乐”的意义很广泛，不仅仅指音乐、舞蹈、诗歌，也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甚至田猎、厨艺、祭祀仪式等也含在内。从这个意义来说，举凡人们感官的享受内容，似乎都可以囊括进“乐”这个大杂烩的盘子里。

在周朝时，学者不多。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学术发展史出现了繁荣的诸子百家的景象，各家对“乐”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从他们不同的态度里，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学者对社会的各种认知和识见。

不用说，墨家主张“非乐”，因为他们认为乐费财费时费力，所以墨子说“为乐非也”;道家更走极端，根本就认为无为最好，五色五声等“皆生之害也”。

与上述两家的思想相反，儒家是主张享受的。作为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并不总是一本正经，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论语》里就多次记述了他的“乐”生活，例如“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活脱脱一个风流倜傥的乐人形象。但是，他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知识分子，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主张与民同乐，是为了让人民更听话，更喜欢这些乐。为达到这目的，就必须进行良好的乐的创造和制作，以使人民热爱它，利用它，从而能更好地维护封建帝王的统治秩序。而《诗经》恰好是一个良好的载体，因此，孔子研究它，推重它。从学理上说，孔子推动了《诗经》的传播;从根本上看，孔子是顺应其儒家思想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