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电影创作有两大可喜进展：一是创作人才新人辈出，徐峥、赵薇、邓超、路阳等一批青年导演浮出水面，成为市场生力军;二是国产电影类型化发展路线初显成果，形成青春片、爱情片、古装武侠片、悬疑恐怖片、喜剧片等片种的规模市场，为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然而，与火爆的市场、高涨的票房相对应，社会舆论对国产电影的争议接踵而至，国产影片缺乏精品，尤其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表达新话语、传达新梦想、新价值观的优秀作品极少，这种由市场投机行为造成艺术失重的吊诡现象令人担忧。如何在精神高度上找回迷失的自己，创作出既有优良艺术品质又能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用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梦想，是中国电影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回应现实生活 提供正面能量

2013年上映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青春热血混搭现实主义，让观众在爱情故事中体验人生况味，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第13届“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奖影片《洋妞到我家》从一个外国互惠生到中国家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切入，展现创作者对中国家庭教育问题的深思。不久前，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影《亲爱的》热映，在社会舆论中掀起一股关于拐卖儿童问题的热议。影片即将下线之际，《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作出修改，一旦正式颁布，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妇女行为的判定，将从“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变成“一律作出犯罪评价”，更让人们看到了电影回应现实所产生的巨大能量。电影创作虽然不以介入现实事件为目的，却不能在当代主流生活和人们日常经验面前缺席。所以，高品质的国产电影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让故事人物与观众的情感体验、生活经验有所关联，主题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目标与理想方向一致，与中国百姓日常情感体验、行为选择的内在驱动力共振。

电影的职能是“造梦”，通过营造梦境，提供情绪体验，实现价值导向。随着传播范围扩大，对确定电影能否发挥影响力的品质标准，不再根据观众个体心理倾向与价值偏好，而是由全体受众心理需求的公约数决定。因此，电影创作能否把握住观众“集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非常重要，“集体意识”形成社会目标，“集体无意识”渗透在百姓日常行为中。在心理学中，正能量的本质是能力，包括人外在的行为能力与内在心智水平;负能量的本质是欲望。从观众心理看，观影过程在释放本我“欲望”的同时，需要实现对“自我”能力的认可与“超我”的提升。因此，对负能量疏导、正能量传递，是大众电影梦机制不可分割的要求。比如，以女童遭遇“性侵”真实事件为背景的韩国电影《素媛》虽然说的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案件，却没有将焦点停留在呈现事件进展上，而是主要表现素媛及家人经历灾难后的重生。其经验并不止于直面现实，而是对现实进行有技术含量的呈现，善于疏导观众情绪，带动理性思考，这是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聚焦平凡人物 展现中国梦想

在对中国梦内涵的探讨中，我们提到中国与世界、国家与个体的关系——讲述中国故事，必须放置到世界视野当中;编制国家梦想，必须扎根个体生活的感受。那么，中国故事的主角是谁?在一些国产都市电影中，城市充斥着品牌密布的后现代建筑、流光溢彩的时尚帝国，主人公不外乎社会名流、明星、艺术家、富二代和高端白领，故事着力渲染他们现代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寻常的浪漫爱情，有意无意放大个人欲望。这成为中国电影创作意义迷失、文化失落的一个表征，受到批评家的质疑。

文学评论家李云雷指出，社会阶层剧烈分化、思想文化多样并存，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因此有必要虚构、创造一个历史主体。这个主体应以“劳动”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应代表当下中国的最大多数。文学界对中国故事的设想，我们在电影界找到了对应——世界电影工业面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裂变，创造了主流大众电影整合社会的有效方式。以韩国电影为例，人物并不是按照社会身份与职业组织生活，大众电影也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分化来设定戏剧的冲突与对立，而是根据价值观的“文化与反文化”冲突建构戏剧内核，通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折射大时代变迁。比如，韩国电影《辩护人》的人物原型是韩国前总理卢武铉，影片却通过戏剧变形把他塑造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人情味地讲述其在现实斗争中成长，最终升华为象征民主理想的英雄的故事。虽然故事与历史有很大的差异，但人物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让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观众感同身受。

讲好中国故事 阐释主流价值

人类对故事的痴迷，在于它赋予生活逻辑与意义。因果关系、时间、空间，是电影叙事的基本元素。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故事，同样有其特指的时空属性：空间即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对应的“中国”;在时间上也有特指，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中国故事”中因果关系的确立，不能脱离这两个基本定位。即使是历史题材，或者超越时空的科幻魔幻电影，其视角与因果逻辑也应体现出时代变化的新价值。“中国梦”的创造性，体现在能不能提供帮助观众更好地把握今天中国复杂纷乱现实的新价值理念——关于世界与中国、国家与个体，人与自然，以及人性本身的新视野。比如《中国合伙人》表现国家不断繁荣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也实现了自我价值，这种价值导向在很多观众心中获得了共鸣。

电影界已经注意到“讲故事”的重要性，认识到提升中国电影品质既需要讲“好故事”，也需要讲“好”故事，但落实到方法论上仍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迷恋情节编织的花样翻新，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以及电影影像的形式感，却忽略了讲“好”故事最重要的一条——统一性。如《全民目击》以闪回式的嵌套叙事，分别从检察官童涛、辩护律师周莉和富豪林泰三个人的视角，用三段式结构重述一场凶杀案件，每一次讲述都努力跳出观众的思维定式与预期，力图呈现每个人物的多面性，手法富有创新性，传播效果却不令人满意。还有诸如《黄金时代》《蓝色骨头》《后会无期》等，在叙事方法上也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给观众带来观影障碍。

研究世界经典大众电影，我们发现，大多情节并不复杂，就是单线结构。电影中的人物也并非个个都是“原型人物”，相当多的角色只是突出某一方面特色的“扁平人物”。但影片的细节丰富、情绪饱满，所有的形式与风格呈现都指向影片的主题价值，观众观影的效果反而更好。可见，电影是整体系统，所有形式、风格、手段都是为更好地呈现影片的主题，即核心价值理念。尤其对大众电影来说，价值主题宜单纯、不宜驳杂，忌讳核心主题与电影中呈现的其他价值以及形式相矛盾，因此电影叙事应保持价值统一。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电影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