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不仅需要提升软实力，而且需要在增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通过故事讲述呈现更为丰富、更加安全并充满自信的国家硬实力。只有改变中国电影故事在面对国家硬实力之时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单一、被动和悲情状况，中国电影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并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文化战略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电影《超凡蜘蛛侠2》剧照

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分析，电影既能承载又可归结为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的软实力，也能呈现并归属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层面的硬实力。既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由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组成，那么，电影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其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都应得到同等的重视。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仍然不如美、英、法、德以至日、韩等国。

现在看来，电影跟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讨论;但在中国学术语境中，电影跟国家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阐释和关注。本文便倾向于探讨电影跟国家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并力图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电影不仅需要提升软实力，而且需要在增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通过故事讲述呈现更为丰富、更加安全并充满自信的国家硬实力。只有改变中国电影故事在面对国家硬实力之时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单一、被动和悲情状况，中国电影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并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文化战略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作为一种工业体系、产业机制和文化体制，电影能够呈现并归属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物质层面的国家硬实力。这一高度依赖于技术发展、资本导向和劳动分工的现代媒介及其运作实践，既能够反映特定国家的科技水平、经济能力和产业规模，也能够在银幕上展现这一国家的基本资源(如土地、人口、自然等)和主导力量(如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特别是通过电影的技术震撼、市场垄断和军力炫示，能够最大限度地张扬国家硬实力。当然，无论哪一国家的普通观众，都不需要深入到电影的科技水平和产业运作层面去理解电影的国家硬实力，对于他们而言，电影里的国家硬实力更多体现在电影的故事层面。

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跟软实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共同构成电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也正因为如此，在电影里，或通过电影故事进行国家构建，总是需要恩威并举、“软硬兼施”。好莱坞就是以这种手段进行美国国家构建的重要环节和成功范例。在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类型如科幻/魔幻片、战争/谍战片、西部/警匪片和歌舞/喜剧片中，不仅遍布建基于“美国梦”之上的意识形态，如“为乐观主义服务”、“大团圆结局作为秩序的回归”、“对个人主义的礼赞”、“善恶二元论、简单化和信息不对称”、“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论和对他者的否定”等，更有令人震惊的影音奇观、先进无比的战争武器以及纵横驰骋的拓殖能力和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呈现帝国主义及美国国家硬实力的电影元素，因其十分直观、易于度量，更可能成为直接震慑、吸引或支配全球观众的重要力量。

在世界电影史上，科幻/魔幻片和战争/谍战片应该是以恩威并举、“软硬兼施”手段进行国家构建的最佳载体。科幻/魔幻片的影音奇观和战争/谍战片的致命武器，不仅需要庞大资本的投入和先进科技的支撑，而且直接显现出品方所在国极为强大并令人感佩的硬实力。仅就科幻片而言，包括《星际之门》(1994)、《独立日》(1996)、《星河战队》(1997)、《哥斯拉》(1998)、《火焰末日》(2002)、《2012》(2009)以及《终结者》系列(1984-2009)、《蜘蛛侠》系列(2002-2012)、《变形金刚》系列(2007-2014)和《钢铁侠》系列(2008-2014)等在内的一批著名的好莱坞科幻电影，往往离不开美国五角大楼的支持与监督，其重点也大多表现“美国军事当局”及其“披着一层薄薄面纱伪装的同类机构”，把他们描写成“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些世界拯救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梦想，跟银幕上匪夷所思的影音奇观一起，为美国美好而又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当然，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并不止于令人震惊的影音奇观、先进无比的战争武器以及纵横驰骋的拓殖能力和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因此便不完全仰赖巨额的投资规模和强大的技术实力。实际上，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有大量中小规模和普通技术的电影作品，为增强国家硬实力及构建国家形象均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这在电影故事里的自然风貌、人物禀赋和历史文化景观等方面都能得到明确的体现。在《伊丽莎白》(1998)、《女王》(2006)、《年轻的维多利亚》(2009)和《国王的演讲》(2010)等最近十多年来颇有影响的英国皇室题材人物传记影片中，以至在根据莎士比亚、简·奥斯丁和E.M.福斯特等人的杰出作品改编的大量英国“遗产电影”如《火的战车》(1981)、《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5)、《霍华德庄园》(1992)、《理智与情感》(1995)、《莎翁情史》(1998)、《金碗》(2000)、《傲慢与偏见》(2005)、《成为简·奥斯汀》(2007)里，跟英国的历史文化、丰富传统和日常“教养”相伴而生的，是由沉着庄严的欧陆皇宫、美轮美奂的皇家庄园、气势恢宏的古代城堡以及精致入微的服饰装扮、高贵典雅的室内陈设等呈现出来的帝国荣光及其深厚实力;至于“遗产电影”里的怀旧意识、田园风光以及对“恋物化历史细节癖好者”趣味的迎合(如一场一场的舞会、一次一次的串门喝茶、一顿一顿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纸牌等)，也无不在追溯昔日韶光的同时炫耀着专属于这一帝国的“遗产工业”。

电影《扫毒》剧照

基于好莱坞和英国电影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电影不仅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而且需要在增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通过故事讲述呈现更为丰富、更加安全并充满自信的国家硬实力。

中国电影从诞生到当下的110年历史，也是近现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战争威胁中逐渐觉醒、被迫抗争和曲折前行的一个多世纪。国家软硬实力的失调与综合国力的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复兴的梦想。根据中国电影的主要脉络可以看出，从《神女》(1934)、《马路天使》(1937)到《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小城之春》(1948)，再从《上甘岭》(1956)、《街头巷尾》(1963)、《精武门》(1972)到《黄土地》(1984)、《悲情城市》(1989)、《无间道》(2002)，中国电影故事里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饱经沧桑后不断面临新的创伤并努力修复这种创伤，进而积极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电影的中国梦，自然是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安全并充满自信的复兴之梦。

但遗憾的是，从国际政治学视域和国家电影角度分析，迄今为止，中国电影故事里的中国，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一个世纪以来的“创伤”体验;在面对国家硬实力之时，也表现出来一种普遍的单一、被动和悲情状况。当然，这或许是中国电影作为“第三世界电影”的宿命，只有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改观。为了便于考察当下中国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状况，特选取2014年第3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10部候选影片进行分析：

包括《人再囧途之泰囧》《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全民目击》在内的4部影片，在其故事情节中确实很难找到硬实力呈现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人再囧途之泰囧》中，主人公徐朗(徐铮饰)和王宝(王宝强饰)虽拥有发明“油霸”获取利润和烤葱油饼谋得生存的特别实力，但影片的喜闹剧类型特质消解了这种硬实力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导演徐铮也明确表示拍这部影片只是希望通过喜剧故事，尝试跟观众“分享一些生活感受”，并没有太多其他诉求。《全民目击》中，能力出众的检查官童涛(郭富城饰)和顶级律师周莉(余男饰)均在令人感喟的父女亲情和流传经年的传统图腾面前，隐匿了获得真相、左右案件的动机和力量。《人再囧途之泰囧》和《北京遇上西雅图》的主要场景均在国外，泰国的自然文化风光与美国的自由开放气氛，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北京)的正面形象;事实上，泰国出租车司机对北京拥挤路况的调侃，以及赴美产子的文佳佳(汤唯饰)对国内无法开出“准生证”的抱怨，都可看作是对国家硬实力的某种巧妙的质疑和批评。

可以说，《寒战》《十二生肖》《一代宗师》《中国合伙人》与《扫毒》都有相对明确的硬实力呈现;除《中国合伙人》之外，均沿袭香港功夫片和警匪片的类型成规并有适度突破，还对中国功夫和肉搏枪战的强大实力进行了新的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寒战》和《扫毒》中，无论香港警察、廉政公署还是政府当局，不是内心脆弱、兄弟情变，就是漏洞百出、无所作为，这就导致警匪激战中异常惨烈的悲剧结果，硬实力背后的英雄主义气息消失殆尽;在《一代宗师》中，尽管有神奇的咏春拳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武林，但国之乱世的无解情缘和悲凉人生，也彻底改变了功夫片的实力诉求和英雄情怀;在《十二生肖》中，除了精彩的中国功夫和跆拳道之外，还有疯狂飙车手、高阶极客和鉴宝大师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硬实力，但即便如此，影片也是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掳走十二生肖兽首这一屈辱的历史记忆开始展开故事情节的。对创伤的悲情体验以及对这种创伤的努力修复，始终是中国电影挥之不去的主题。

这也导致中国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总是倾向于以身体的力量这一相对单一的手段，来被动地应对源自他者的挑战，并最终以两败俱伤或同归于尽的惨胜方式，呈现作为殖民地或后殖民的第三世界不甘屈辱却又无能为力的悲剧情怀。

显然，只有在增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通过故事讲述呈现更为丰富、更加安全并充满自信的国家硬实力，中国电影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并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进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文化战略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在全球化语境下，好莱坞霸权是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其世界霸权地位的直接体现;美国梦或者“在美国取得成功”是美国电影创造的神话，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球民众的终极梦想。《北京遇见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恰好可作为这一神话和梦想的中国版本，其他中国电影则大多是这一神话和梦想的各种变体;如果不在梦想故事的丰富性、安全性和自信性方面加大投入，中国梦终将无根可寻、无枝可栖。

同样，全球化也是互联网的必然结果。要想在国际文化战略中获得愈来愈多的话语权，中国电影便既需主动承担互联网重建人类知识整体以及让个体成为充分知情者和有修养公民的梦想，又需改变美国电影在互联网的支配地位以免好莱坞和互联网一并成为“美国化”的工具。为此，中国电影更加需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电影故事里的硬实力，也就是中国电影全球化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