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躬逢盛世。经济迅速崛起，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国电影创造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根据2012年2月“中美电影协议”，今年全年进口34部好莱坞大片，明年将进口44部，此后仍将递增。这些大片凭着大资本、大明星、大宣传，来势汹汹，意欲席卷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大兵压境”，中国电影面临严峻挑战，是为外患。而国产电影在与好莱坞大片对抗中催生了一种生态现象：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成败论英雄。由此又生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异：过分倚重娱乐精神，创作出现畸形发展，国产电影生态失衡，这些趋势成为内忧。如此内忧外患，警醒国产电影要树起保卫民族文化安全的大旗，在本土电影市场向好莱坞电影展开绝地反击。

在这样的电影生态环境中，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靠什么?一句话，靠内力。电影产业归根结底是内容产业。人物塑造、情节设置、艺术表达、意蕴传递，既是内容的基本含义，也是文学精神的基本内容，简而言之就是电影的内力。从这个意义上看，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文学精神。中国电影要依靠丰满的银幕人物，精彩的故事情节，鲜活的镜头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以此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创作导向。

以人物境界分高下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讲什么人物的故事，传递什么精神。时下的电影创作在人物塑造上有重世俗小民，轻崇高英雄的倾向。诚然，平民可以大写特写，但我们应该着力于平民在世俗生活中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对生命尊严和幸福的守望，释放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然而，时下电影对平民的书写往往重质感轻境界，重世俗欲望轻崇高精神追求。追求人物性格的生活质感，旨在增强真实性和艺术魅力，本来是可取的，但由于缺乏崇高的境界而使人物流于世俗化和粗鄙化，展览人性猥琐，描绘兽行兽欲，容易堆砌垃圾情绪。

我们应该热情表现中华民族在践行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呈现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具有时代质感，精神境界应该体现昂扬的进步趋势。英雄必然崇高，小人物同样可以超越一己欲望，将幸福愿景同中国梦融合一起，走向崇高。不能热衷于发掘人的负面精神奇观，而要真诚描绘人心向善的人文情怀，展示人与时代前行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这样才能体现作品先进的文化立场，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电影的引领作用。像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三个主人公，经历了改革初期的“出国潮”和“下海潮”，沉沦过，也拼搏过，潮起潮落中却始终守望他们的生活愿景，终于悟出人生的意义，赢得生命的尊严。电影《卒迹》在展现农民李二卒“只要不死就往前拱”的小卒精神的同时，谱写出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三十年命运大变化的史诗，既富乡土气息又具时代质感。

倡导银幕形象追求境界崇高，并不是要脱离地气而悬空。人物形象具有时代质感同样可以包含丰富的情感。如《孔二皮进城记》中在当代农村变革中即将退隐的乡村民办教师孔二皮，一瘸一拐还带着几分口吃的他善良又固执，正直幽默又积极向上，让人感到真实亲切。人物形象塑造也应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摒弃颓废没落和自暴自弃，用向善的精神去感染观众。我们允许电影对世俗欲望的描写，但不能突破道德与操守的底线。电影《一夜惊喜》带着明显的市场消费诱惑，虽然题旨是守望真爱，故事却显得很轻薄。还有《致命闪玩》中，青年男女为了减压而不留姓名随便留情，所传达出对待生活缺少底线的人生态度令人忧心。再者，追求人物的时代质感和境界绝不排除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反而能为彰显人物境界的崇高加分。比如《万箭穿心》中世俗女人李宝莉面对四面楚歌的家庭生活，依然执着地坚守善意真诚和幸福愿景，使这个丰富复杂的形象一下子有了境界。

凭艺术表达论成败

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这属于艺术表达的问题。只有被观众欣赏和阅读，电影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而故事表达得好不好正是观众看不看的先决条件。与好莱坞竞争，中国电影必须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加感人好看，注重有效表达，追求创新，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定式。创作时走心，观众观赏时才能入心。所以，我们要坚持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用人们都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把中国故事讲出来。

艺术表达的基本要义是类型确定，风格定位，情节设置，角度与结构的选择。电影市场是分众的，不同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观众具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决定了他们对电影的不同选择，由此决定中国电影必须走类型化道路。其实，中国电影产业十年来的发展之路，也是中国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之路。随着电影类型化程度越来越高，创作逐渐告别了“大锅菜”和“乱炖”时代。《人再囧途之泰囧》将公路电影和喜剧电影两种类型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充满喜感的小人物让人喜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从放纵欲望到理想守望，从迷失到清醒，青春片类型得到成功表达，由此在电影界掀起了一阵青春热潮。武侠片作为中国对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广受外国观众喜爱。《一代宗师》则在武侠类型的框架里揉进了传记片和艺术片的元素，令影片艺术品质卓尔不群。《一号目标》讲述周恩来在解放战争开始前率团到南京接受美国调停的故事。影片没有使用革命历史题材惯常的叙述表达方式，而是对情节做了惊险类型化的处理，让监视与反监视、暗杀与反暗杀贯穿始终，故事险象环生，充满紧张感和结构力量。

角度和结构的精心选择会让影片充满艺术魅力，也会让常规题材呈现出新意。比如《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描写了1961年周总理到河北省伯延革命老区调查人民公社大食堂问题的故事。全剧紧紧围绕一个角度——总理忧戚民生，要找到真相;当地干部极力掩饰真相——心疼总理，怕他为难，这个角度不仅深刻有力而且悲怆深情。《洋妞到我家》的角度也别具匠心，以一个“洋妞互惠生”娜塔莉的到来作为切入点，在一连串啼笑皆非的冲突中，讲述了一个中国现代家庭苦涩、温暖而又令人深长思之的故事。影片以生活喜剧的方式，举重若轻而又令人信服地化解了教育孩子、移民、中年夫妻感情危机等沉重的社会问题，艺术魅力四射。

将生活中的英模人物搬上银幕本是好事，但如果不注重艺术表达，便无法将感动中国的人物变成感动观众的电影，这是当下英模题材之痛。可见，艺术表达特别是艺术结构在这类题材创作上显得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张丽莉老师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影片以张丽莉为救学生而被大巴车轧断双腿为开篇，接着由两个段落展开故事，上半段是张丽莉倾心帮扶学生成长的故事，下半段是张丽莉克服肉体残缺、实现精神涅槃的故事。两段故事像一段和弦，演奏出关于成长、青春和美丽人生的共同主题，英模故事也因这个巧妙的结构而生发出强大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

靠探求深意竞优劣

时下存在一种误识，认为电影文化进入了一个小时代、轻时代、微时代，快餐文化电影和速食文化电影盛行。这一误识使创作进入误区，不少创作者回避深邃，拒绝意蕴，追求浅白的一览无余、快慰唯上，而且笃定认为这就是时尚，唯此才会受到青年观众欢迎。

其实不然。当下我们正处在努力实现民族振兴和文化振兴的伟大时代，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质。盛世出经典，大时代需要振聋发聩之作、深邃警世之作、经典传世之作。电影创作呼唤表现当下生活本质的深刻典型形象，这样才能抵制腐朽与没落观念的侵蚀。

而故事和人物背后的意蕴深邃，正是作品能否传之久远的关键。电影《一九四二》通过那段民族灾难的痛苦记忆，来警示今人应为民族振兴珍惜当下，建设未来，颇有深意。电影《我是植物人》表现一个康复了的植物人、失去记忆的女白领，在寻找自我身世的过程中发现药检虚假的欺世大案。影片完全可以走惊险悬疑路线，创作者却选择直面现实的谎言，表现女主人公由为自己讨要公道，转而为社会正义而战的过程，使作品超越了个体命运的纠结，呈现出沉吟社会的深意。

鲁迅认为文艺应成为“灵魂的艺术”，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中国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追求深刻意蕴，直面生活，洞悉人生，指明生活与时代的趋势，推动时代一道前行!

(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