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数据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读需求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读屏读图成为新常态，古代文学研究的可视化也成为必然趋势。古代文学研究的可视化，不仅是一种呈现方式的变化，也是思维方式、研究路向、研究方法的变化，将推动古代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和范式的变革。但古代文学研究的可视化刚刚起步，究竟可从哪些方面、领域进行可视化研究，又有哪些可视化的方法途径，可视化将从哪些具体层面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进步？学界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本期约请中南民族大学数字人文资源研究中心可视化研究团队的三位学者，来笔谈他们的研究实践和心得体会。其理论思考和实践操作经验，都颇具前瞻性和启示性。(王兆鹏)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文学情感空间的可视化呈现

汪超

文学情感空间，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构筑的人对地的情感关系。自然形胜、建筑景观等可感的实物存在，人情风俗、社会秩序、地方声誉等历史累积的空间氛围都会给作家带来主观感受，影响他的空间情感。文学作品书写作家的空间情感，从而建构起他的文学情感空间。

共通性、主观性、交互性是文学情感空间的三大特点。共通性是多数作家对具体空间相似的体验和共有的认知，它可能来自空间独特的类型属性、作家接受的共同知识等。主观性是作家对空间的个性化反映，不同作家笔下的同一空间既有共通性，更有差异性。这是因为作家自身的性情、经验和知识结构导致他们关注的细节、突出的特点多有不同。交互性是空间与作家情感的互动关系，作家情感受空间刺激、影响，空间因作家情感的表达而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作家们对空间情感的反映越集中，共通性就越鲜明，空间的情感属性就越固化，其他作家书写该空间的情感感受也就越受其影响。以耳熟能详的韦庄《菩萨蛮》词为例：“人人尽说江南好”是历代作家对江南空间的共同感受；而“游人只合江南老”，则是作为异乡人的韦庄，因无法回到战火纷飞的故乡而对江南产生的主观的个性化感受。韦庄在江南众多特点中选择春水、画船、雨三个与水相关的意象，吟出“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名句。这是水柔波媚的江南带给异乡游子的主观感受，也是前人江南咏唱留给词人韦庄的文化密码。而韦庄此句，遥控着后世作家们对江南的印象，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书写。空间与作家们的情感交相绾合，互推共进。

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强调作家对空间的塑造，突出作家对空间的主观能动性，更甚于强调空间左右人的情绪思维之作用。研究的着眼点从外部环境决定论，转向关注作家主观感知效果。研究过程中，不是分析空间属性对作家的情感产生、抒发的影响，而是作家描述、建构的空间感受，在文学文本中形塑出的空间特点。比如过去研究贬谪文学，往往从贬谪地的环境影响作家心境着手，而文学情感空间是从作家在作品中反映的贬谪地环境特征探索其呈现的主观情感，并探讨历代作家描述的贬所特征对后来者主观情绪、空间感受、文学书写的影响。有些作家并没有到过他所书写的空间，却在作品中建构了他主观感受的空间。白居易终身未踏上过岭南土地一步，他送人前往岭南的诗歌却铺叙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的空间情感。这是白居易想到岭南时的主观感受，而非岭南空间对其客观的影响。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就是要探讨白氏在诗中塑造的岭南空间情感是否具有文学情感空间的共通性或独特性，及其书写与有直接经验的作家之区别。

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还要探寻作家空间情感的独特性，突出作家对空间细节感受的差异性，甚于强调空间类型的普遍性。研究过程中，不只是聚焦于作家空间情感趋同的一面，而是更多着墨于作家空间情感差异的一面。比如，同是谪居黄州，王禹偁看到当地“雉堞圮毁，蓁莽荒秽”，而张耒觉得“黄州城中人迹少，江涛涌汹山崎嵚”，苏轼感受的则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就是要探讨苏轼独特的黄州体验是如何产生的。

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强调作家对空间情感的变化性，突出作家与空间交互的变化过程，着眼点从空间环境单向度的发展，转向作家自身与空间双向度的互动，不仅要讨论空间环境变化对作家情感的作用，也要讨论作家处境转变对其空间情感建构的影响。苏轼初到黄州，是正向看待当地环境的；久居之后，他就哀叹“黄州真如谷底，杳不知江国消息”；但量移汝州将离黄州时，又有些不舍，他在《与王文甫书》中说：“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旧黄州住。”黄州的空间没有改变，但苏轼的处境不断在转变，导致他的空间情感发生变易。

文学情感空间的研究，可用大数据思维，借助可视化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呈现。比如，以作家为中心，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简称GIS)呈现其行踪轨迹，分析他在迁徙过程中的情感变化与空间的关系曲线。如果在行迹图上加入作品表达情感的正负比例，就可以发现作家对于具体空间的情感表达出的好恶程度。将苏轼乌台诗案之后，从汴京南来黄州的作品按其运动轨迹呈现，并将作品表达空间好恶的内容按比例呈现，就可以看到苏轼对沿途各个具体空间的情感喜恶度的差异。作品建构的个体作家情感空间的可视化，虽然让我们对其建构的文学情感空间有直观的认识，但发现的问题有限；如果把多位作家的行迹图叠加，就可以发现作家之间趋同的或个性化的情感空间表达比值。再加入时空信息，将不同时空的作家、作家群进行纵横比较，呈现的内容和可发现的问题就更加丰富。作家们在作品中建构的文学情感空间之共通性、主观性就能被发现和凸显。

我们可以空间为中心，在地图中以不同色块呈现不同的情感空间，就可以发现不同空间的情感属性，不同时候、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下的情感空间属性有哪些异同。比如，同样为贬谪逆境空间的黄州、惠州、儋州，同样为愉悦空间的江南、庐山、西湖，同样为忧郁惆怅空间的潇湘、洞庭、岭表等，不同诗人或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建构这些情感空间的方式有何变化。也可以呈现单独的空间，从中发现该空间在不同时代被哪些作家书写过，并贴上了其个性化的情感标签。这些标签相互之间是何种关系，是否发生变化，又是向何种趋势变化？从中可以发现作家对具体地方情感空间建构的阶段性变化与地域性差异。

还可以时间为中心，截取一个或多个时间节点，可视化呈现作家们对不同空间的情感反应，就可以寻绎出作家对文学情感空间塑造的规律性认识。比如宋代的黄州，究竟有多少作家咏唱，将这个时间轴上的数据和情感色块进行比较，应该能够看到作家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塑造黄州空间属性的差异性和变化性。如果我们将书写黄州空间的作家行迹按活动时间的长度并行呈现，并以色块区分其居停黄州的不同时间阶段书写该空间的情感趋向，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在黄州居住的不同阶段的情感体验、书写方式有何异同。

可视化呈现，对文学情感空间的探索至少有三点推进：提高准确率、凸显特殊性、拓宽认识度。

就准确率而言，可视化背后是数据的支撑。传统研究方法通常精细刻画个案，举证归纳典型作家的部分文本以说明文学现象。而可视化呈现，要求对作家们与情感空间相关的所有作品进行数据分析，数据的覆盖范围和分析结果较之传统的个案归纳要完整、准确得多。

就特殊性而言，举证归纳法可能更容易发现作品中相同的例子，但对个别特殊情况则容易忽略缺漏。而可视化呈现，则可以清晰快速地在分析结果中发现不同常规的特殊现象，比如在一大片相同色块表示的同质情感空间中，忽然出现一丝杂色，杂色就非常容易被凸显；并且，特殊数据的文本检索、数量统计、句法分析等均可以迅速完成。究竟是哪些作家对哪些空间有不同的感受，其特殊性如何？对这些特殊数据进行人工释读，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被传统研究方法遮蔽的盲点。

就认知度而言，可视化本身只是一种知识表达、信息呈现方式，但其后台可以关联各种知识数据库。启动一种可视化系统分析，其背后可以拓展衍生出众多的知识体系的关联，从而加深和拓宽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比如讨论唐人江南空间书写时，我们可以关联唐人年谱数据，在纯作品文本的数据之外，拓宽数据所涉及的知识面。如此，可以区分书写江南空间的唐代文人，哪些是踏上过江南的土地，在蒙蒙烟雨中认识江南风土人情；哪些又是未真正见过江南山水，只是依靠间接经验想象画船春水的。数据细化之后，再做文本对照，就可能有新的发现。

文学情感空间分析，是“文学空间转向”的一大层面，借助大数据手段进行可视化呈现能在数据意涵挖掘、文本信息关联、时空信息匹配等方面更加精准、简洁。其未来前景，值得期待！

(作者：汪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重建文学历史现场

方星移

文学历史现场，包括作家活动和创作的场所及状况，是时间、地点、作家、事件、作品的五位一体。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历史现场都是不完整的。

之所以要重建文学历史现场，一是因为文学历史现场包含的地理环境，不亲身经历、不实地勘查后予以“重建”复原，就无法真切感知其独特性、复杂性和真实性，也就无法准确深入透彻地理解作品。每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各不相同，研究者仅凭生活和阅读经验，去把握古代作品所表现的地理环境，难免误解和曲解。诗句可以“心解”，但遇到写实性的地形地貌，就必须“亲历”。不同作品表现的地形地貌千差万别，只有亲历其地，才能真正感受作家是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创作，又是怎样把真实的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学的审美空间，是实景描绘还是有变形夸张。

二是因为文学历史现场之情之事之景，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感受，只有重建和回归历史现场，才能真正了解作家的心态情感和作品的艺术奥妙。文学研究者，不回到作家的创作现场、表现现场去切身感受作家“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就无法透彻了解作者之用心、领会作品之奥秘。贺裳《载酒园诗话》就说，读诗“亲历其境”后才“益觉其立言之妙”。由于时代变迁、山河改貌，文学历史现场多有变化，只有重建和还原后，当今读者才能有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和艺术感受。

重建文学历史现场，一需文献实证，二需实地勘查，三需图像呈现。历史现场，包含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两重空间。过去时态的现场，原貌特征已随历史消逝，需要钩沉稽考文献的记载来拼合复原。现在时态的现场，则需要实地勘查。欲勘查过去时态的文学现场，先要有准确的时空定位。比如，要重建范仲淹《渔家傲》词的写作现场，第一步要考订其写作时地。过去多认为该词是康定元年(1040)秋天范仲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作，而王兆鹏、肖鹏先生根据范仲淹的奏章考证，康定元年九月三十日范仲淹才到达延州，第二年四月因故降职移知耀州，没有在延州过秋天，而且他在延州的身份是知州，不会自称“将军”，所以此词不可能作于延州。他在耀州不到两个月，就调任庆州知州，在耀州也不可能作此词。庆历二年(1042)秋天，范仲淹在庆州，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时年五十四岁，正是“白发将军”。其时戍边已三年，思乡之情日切，故作《渔家傲》以咏叹将士们戍守边镇之劳苦。

考实了写作时地，第二步就要勘查、复原词作表现现场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变化的，历史上庆州城的地理环境是怎样的情形，需要稽考各种地志、方志、石刻文献来重建和复原。地理环境涉及的范围甚广，怎样确定每首作品现场勘查的对象和范围，以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这要根据作品所涉地理环境而定。《渔家傲》写到的地理环境有：“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千嶂”是怎样的地貌？字面似不难理解，嶂是耸立如屏障的山峰。问题是，这嶂究竟是什么样态？文献稽考和实地勘查后，大大出乎我们的想象。清人惠登甲《庆防记略》曾说：“讲堪舆者或言庆城外山形如刀矛剑戟，杀气太重。”由此可想见庆州城地形地貌的险峻。新修《庆阳县志》则说，庆州古城属于残原河谷区，“残原沟谷纵横，土地支离破碎，崩塌滑塌现象严重。主沟横截面呈U形，支沟呈V形，坡度较大，高度差明显”。原来这“嶂”，是高耸如墙的黄土坡壁。庆城县所在河谷海拔1100米左右，周围的黄土塬平均海拔约1300米。站在城中四望，周围黄土塬相对高度都在200米左右。“千嶂”包围的自然环境，没有到过西北黄土高原的读者很难想象。今天的庆州，远处被群山团团包围、近处被起伏不平的200多米高的黄土塬峁包围。遥想近千年前的庆州，黄土塬峁只会比今天更高更陡，沟壑更狭窄。当时守城将士站在城头，与土嶂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设身处地想象，范仲淹麾下的将士驻守在这样逼仄的环境里，该是何等的压抑！城外“千嶂”环绕，庆州城内又是怎样的情形？宋代庆州古城原貌，已难知晓，通过史料记载约可推断。据《庆阳县志》记载，旧城“围七里十三步”。按此估算，庆州城面积大约0.8平方公里，宋城不会比这个规模更大。

除了地理环境，我们还要了解，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镇守庆州时，是宋夏对峙的战时状态，随时都有战争发生。在这前后，北宋和西夏先后爆发过三场规模较大的战役，即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1042年的定川寨之战，三场战役都以宋军大败告终，给北宋军队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词中“孤城闭”的“闭”，就与战时状态有关。而“四面边声连角起”的角声，是军中画角之声，也渲染出浓重的战争气氛。城门紧闭，气氛紧张恐怖，将士们由夕阳西下引发的故乡之思中包含着战时状态下紧张不安的心理。

稽考钩沉各种碎片化文献，可拼合成历史现场的轮廓。再借助各种图像，如历史地图、百度地图、卫星地图、实景照片等进行可视化呈现，历史现场会更直观明了。比如，“四面边声”之“边”，以今天的地理坐标来定位，肯定不会把庆州视为边城。但用《中国历史地图》来检视庆州的空间位置，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就可见当时西夏与北宋的实际控制边界线，距离庆州城只有七十多公里。庆州所辖的大顺城，与当时西夏人控制的金汤寨、白豹城接壤，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多公里。庆州是名副其实的边城。看了地图，就可以真切感受这“边声”，就是边塞之声、边城之声。

庆州的“四面”是什么地形地貌？用平面交通图和历史地图看不出来，但借助卫星地图，就看得一清二楚。庆州城，位于马岭河谷与柔远河谷交汇处的河谷台地上，四周被成千上万的黄土塬峁所包围，确实是“千嶂里”的“孤城”。再结合现场拍摄的高耸如墙的黄土坡壁、坡壁形成的狭长沟壑的实景照片，视觉冲击更加强烈。

文献考订，可以勾勒复原历史现场的状貌特点；可视化图像，更能突显历史现场的“现场感”和“实景化”。如果用VR(虚拟现实技术)来重建还原文学历史现场，会更有代入感和沉浸感。在文学研究领域，VR技术的应用目前还是空白，相信不久用VR技术来重建文学历史现场的希望会变成现实。

(作者：方星移，系黄冈师范学院教授)

文学景观历史时空的可视化呈现

邵大为

文学景观指经过文人书写的景观，包括山水名胜等自然景观和楼台寺观等人造景观。文学景观研究有多个层面，历史层面主要考察文学景观的形成与变迁过程，文学层面着重揭示文学对形塑景观和传播景观的意义，文化层面侧重研究影响文学景观变迁的文化因素。而历史研究是基础，探讨景观的历史变迁离不开具体时空，历史时空除了流动的时间外，还包括文学景观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形貌两个空间要素。

文学景观的地理位置可从点、线、面、群四个层面来考察。点指景观所在具体地点。如古黄鹤楼一直位于蛇山之西黄鹄矶头，上世纪80年代重建时后移至蛇山中腰。地点信息越详细，空间定位越准确。线指景观所处交通路线，景观处在僻陋之地还是交通要道，既关系着景观与文人相遇的频率，也影响着作家书写的内容甚至主题风格。例如鹳雀楼属于黄河景观，瓜州古渡既属于长江景观也属于运河景观，玉门关和阳关属于丝路景观，剑门关属于蜀道景观。关注景观的交通信息，便于针对某些特殊路线开展文学景观的书写研究。面指景观所属古今行政区划，行政区划历时而变，记录景观所属的古今区划，便于共时性分析景观的地域分布、历时性考察景观的时代变迁。群指景观所处的景观群落，文学景观常与周边景观形成关系复杂的景群，例如岳阳楼、洞庭湖和君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黄鹤楼与蛇山景观，与鹦鹉洲、晴川阁等形成景观群落等。标记景观所属景群和景观之间的层级关系，便于分析景观群落中景观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学景观的空间形貌，既包含景观的自身形象，又涉及景观的周边环境。自然景观的地形地貌、形状姿态，人造景观的选址造型、规模结构，都属于景观的自身形象。如安徽天门山的山形水势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洞庭湖中的君山形象是“白银盘里一青螺”，宋代黄鹤楼的造型是高两层、十字脊歇山顶的群体建筑，清末黄鹤楼变为高三层、攒尖顶的单体直楼。景观并非孤立的观赏对象，而是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也是景观形貌不可分割的部分。如“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是金陵凤凰台所见之景，“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是宣城北楼所观之容，独特的周边环境也是文学景观的鲜明标志。同一景观，在不同作家的眼中笔下，也常呈现不同的环境样貌。例如同样登览武汉的蛇山南楼，映入黄庭坚眼帘的是“四面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的自然风光，令王十朋震撼的是“江汉西来于此会，朝宗东去不须分”的山川形势，给范成大深刻印象的是“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的南市繁华，而陆游注目的则是“舟楫纷纷南复北，山川茫茫古犹今”的议和船只。这些形貌书写，既有客观的环境描述、鲜明的时代印记，也烙刻着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主观感受。关注文学景观形貌上的地域差异、时代变迁和作家的书写特点，能为文学景观的地域分布、变迁考察和作品分析提供诸多研究切口。

时间是历史考察的基本线索，按照时间脉络梳理文学景观的形成、演变历程，方能清晰呈现景观变迁过程中的各类文化信息。文学景观的形成，须关注景观本身存在之始和景观文名形成之时这两个时间点。自然景观，形之天然，主要考察文人最早对景观的发现和书写，以及命名或改名，比如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八景”，李白笔下的九华山、郎官湖。人文景观的始建与出名，有时相隔甚久，有时同步形成，前者如岳阳楼、黄鹤楼，后者如沧浪亭、醉翁亭。文学景观的演变，需要梳理两条线索，一是景观的历代沿革，侧重景观的物象延续，自然景观主要考察景观地理位置或空间形貌的变化，如黄州赤壁的远离江岸，长江三峡的猿啼不再；人造景观主要按时序考察建筑的兴废、移址和环境变化等。二是景观的历代书写，侧重景观的文脉传承，主要按时序梳理景观的书写史，以及文人书写景观的地点、年龄、身份、经历和作品的形式、内容等信息。文学景观的书写活动，并非都发生在景观现场，有的甚至是在景观毁圮之后。如黄鹤楼自晚清火毁之后百年未能重建，但关于黄鹤楼的诗词文赋、楹联书画不绝如缕，黄遵宪、康有为、毛泽东都有登遗址之作，此时景观的物象虽毁，但文脉未断。考察文学景观的演变，须综合考察景观的兴废沿革与书写历史，了解景观书写的背景，考量其沿革变化的频与偶、书写活动的密与疏，揭示景观变化的规律。

景观的地理位置、空间形貌及其历史变迁，都是适合可视化表达的信息。古人在记录地理信息时，就十分重视图文并茂、诗画相映的视觉效果。唐代李吉甫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文字以外配有各地舆图，只是在流传过程中图渐散佚；王维为辋川别业亲绘《辋川图》，与二十首辋川绝句互映成趣；清代张宝将自己一生的山水游历付之丹青，并一一题跋，编成自传体木刻画集《泛槎图》，观者读诗看图，如身临其境。可以说，可视化理念古已有之，地图与绘画就是古人最擅长的可视化手段。科技日新，多种多样的可视化技术应运而生，我们已不知不觉进入读图读屏时代。利用现代技术对文学景观进行可视化呈现，对景观研究、景观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种将地图呈现、地理分析和数据库功能集于一身的可视化技术，对呈现景观的历史时空信息，辅助文学景观研究，具有突出效果。

首先，可以多元呈现文学景观的地理分布。用GIS技术开发的数字化地图，可以任意查看全域、地方、城市、景群等各个级别、各种类型文学景观的地理分布，既能统观全域，又能细察一地。图层叠加功能，可以让各类文学景观在历史地图、卫星地图、水系图、交通图、作家行迹图等任何主题图层之上定位呈现，使不同来源的空间信息重合，便于研究者多维观察和比较。数据库功能，可以标签化管理文学景观的各类位置信息，支持按景观名称、景观类型、行政区域、主题路线等方式呈现文学景观，既便于浏览，又能统计分析。例如，想要了解历史上长江沿线在不同路段、各个时期文学景观的地理位置、数量状况、类型分布，都可在GIS地图上根据研究者的兴趣需求多元呈现。

其次，可以动态展现文学景观的形貌变化。GIS能够基于景观的地理位置加载景观的图像信息。文学景观形貌有古今之分，当今形貌可以利用卫星地图、航空拍摄、地面拍摄等技术实时实地采集，全方位呈现文学景观现时的地形地貌、建筑造型、周围环境等；历史形貌可以采集相关历史图像，包括历代绘画、方志中的舆图及类书中的景观插图等，也可根据文献记载和相关作品的描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制作图像。为这些图像标记时间信息后，既可静态查看某一时期的景观形貌，也可动态再现景观的历代形貌变化。

再次，能够生动表现文学景观的变迁过程。除了动态呈现空间信息外，GIS还能使文学景观所涉人物、事件、作品的时间信息，按统一的时间轴依序呈现。如果是文学景观的全域版图，可随着时间推移动态展示各种景观的出现、湮灭等存毁状态，模拟文学景观的出场、在场和离场过程。如果是个体的文学景观，可按时间序列动态了解景观的建毁过程和书写活动，模拟景观的生命伏线。

利用GIS呈现文学景观的历史时空，可从四个方面推动文学景观的研究。一是促进文学景观的整体性研究。当前的文学景观研究，多围绕个别案例、部分城市、某类景观进行局部考察和理论探讨，缺乏整体观照和宏观研究。可视化的景观版图，为研究者提供了审视全域文学景观的宏阔视野，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各类景观的分布与变迁。二是加强文学景观的过程性研究。GIS地图模拟文学景观的历史变迁，要求研究者对文学景观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各类人事、作品的时间信息和空间信息一一落实，从而促使文学景观的过程研究更加全面、细致、扎实。三是助力文学景观的比较性研究。考察文学景观常涉及各类比较，如同一类型不同地域的景观比较、同一群落中的景观比较、不同作家的景观书写、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景观书写等。GIS地图支持按研究者的各类需求呈现对象信息，聚焦范围、放大细节，为景观的比较研究提供便利。四是推动文学景观的交叉性研究。文学景观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既涉及历史地理，又包含古建筑，甚至包括气象水文；而可视化呈现，又需要数字技术人员参与开发。多学科的知识渗透与整合，才能系统、立体地弄清和再现文学景观的历史变化过程。

可视化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理念，抽象的文学研究与形象的可视化结合，开拓了文学景观研究的新视野，有望成为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邵大为，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