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当前，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文艺对时代生活的全面观照和系统把握还不够，文艺全面参与新时代和新生活构建的深入性还不够，文艺对时代生活的引领力和塑造力还不够，文艺创作中有“高原”、缺“高峰”的困境还没有获得根本改变。一句话，文艺创作和新时代不匹配和不相称的问题依旧比较突出，文艺创作如何更好匹配新时代，就成了我们难以回避的“时代之问”。

深入生活才能认识和发现生活

在文艺创作中，我们无论怎么强调“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都不为过。深入生活并非简单的身体置于生活现场就万事大吉，没有心灵的浸润，没有情感的共鸣，没有灵魂的震颤，恐怕只是浮光掠影式的花架子而已。唯有“身入、心入、情入和魂入”四位一体的同频共振，我们才能将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的号召落到实处。例如，柳青扎根陕北农村14年蹲点体验生活的故事，马烽深入晋西北基层农村采风的故事，路遥和煤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故事，高满堂与工人、农民和老中医常年打成一片的故事，李雪健为塑造人物杨善洲反复深入大亮山的故事至今都广为流传。一代文艺大家启示我们，深入生活既能够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实践“大宇宙”，又能够捕捉人民喜怒哀乐的情感“小宇宙”，而深入生活就是打通“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唯一途径。先辈们用行动和实践告诉我们，“坐而论道”只能离生活越来越远，“起而行道”就会离生活越来越近，这是创作划时代高峰性文艺作品的必经之路。

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看去，与其说深入生活重要，不如说认识生活和发现生活更重要，因为后者是更透彻、更深沉和更高远的理性反思，是对社会生活一般规律的精准捕获和凝练升华。换句话说，文艺家深入生活不是根本目的，认识生活和发现生活才是文艺实践的真正目的，唯有认识生活的本质和发现生活的规律，才能对得住“文艺”二字的桂冠或王冠，文艺的终极使命是对社会生活帮忙的，而不是帮闲的。从文艺的创作史和发展史不难发现，只有生活之根扎得越深，艺术森林才能蔚为大观，文艺家读懂生活和读透社会历史很重要，既决定着他们认识生活的广度和力度，又影响着他们挖掘生活的深度和厚度。譬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等优秀文学作品，均是认识生活和发现生活的传世之作。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文艺家有敬业和敬畏的精神，有脚踏实地和锲而不舍的态度，有“为天地立心”的远大抱负和一腔宏愿，而非时代的过客、看客或袖手旁观者。

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根本出路

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简而言之，主要是指文艺家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生活的一种忠实反映姿态，以及文艺自身严格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根本遵循方法。这就要求创作者既要严格效忠于现实生活，又要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作用于文艺家和作品，同时，文艺作品又对现实形成强劲的反作用力。

早先的优秀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晚近的优质作品如《大江大河》《鸡毛飞上天》《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都是伟大社会历史实践和文艺家相生相发的累累硕果。即便当下爆红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从根本上讲也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重大胜利，是对人类欲望失衡和生态恶化的一场末日拯救，是一次背负着传统文化精神的凤凰涅槃，具有鲜明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担当情怀，充满了厚重的现实主义审美理想。

今天，倘若我们要创作出与大时代相匹配的大作品，就应该走近社会历史变革的重大现场，比如，乡村振兴的现场、脱贫攻坚的现场、经济供给侧改革的现场、“一带一路”的现场、小康社会的决胜现场等等，优质文艺作品应该来自这样的大时代之中，同时又能够有力促进和推动社会历史的深刻变革，从而在双向互动中走向新的文艺高峰。

不仅如此，现实主义既应该突出现实性、时代性和人民性，又特别强调真实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可以说，人民性存在于现实性和时代性的土壤之中，思想性植根于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脉之中。就此而言，我们应该以大的时代眼光去表现个体奋斗的传奇故事，将个人成长和时代成长有机融为一体，生动反映具有大历史特征的悲壮变革故事，精心塑造能够彰显社会本质的时代新人，在底层人物的刻画中高扬人民的意志和个性，善于塑造充满豪情壮志的新时代英模人物，敢于表现社会斗争中的复杂矛盾和尖锐冲突，勇于创作具有一定历史深广度的史诗性精品力作，这应当是新时代文艺的最佳用武之地。历史地看去，优质文艺作品一般都是时代变迁和历史变革的结晶体，从中可以看出重大社会结构变革的风声雨声，看出主流文化心理结构变革的青萍之末，能够彰显文艺自身的使命和责任。总之，文艺创作只有和现实和时代相结合，才能真正呼应大时代的召唤，同时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长久的生命力。

坚决防止两种不良倾向的恶劣影响

文艺家要创作出与新时代匹配的文艺精品，还需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泛娱乐化”的错误倾向，防止这股不良思潮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污染和侵蚀。比如，有的文艺作品在其影响下跌破了创作的底线和红线，误将艺术创作降格为杂耍和儿戏;有的作品连基本的完成度和完整性都谈不上，刻意消解创作中的经典模式和创作规律;有的将历史、现实和小人物戏耍于股掌之上，对生活和人物的尊重和敬畏荡然无存;有的以倡导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消费主义为荣，将历史简化为赚取货币的廉价筹码;有的对伟大人格和英雄品质极尽挖苦和嘲弄之能事，竟然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向度和审美理想，连起码的是非判断和美丑之分都不要了;有的忙于制造娱乐噱头，炒作明星家事和私生活，以此引爆票房燃点和收视高潮，将正常的文艺消费弄成一地鸡毛。这些错误思潮对文艺创作，乃至民族心智的养成害莫大焉，对于国民情操和国民素养的砥砺培育没有多少好处，甚至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构建方向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我们应坚决摒弃“泛物质化”的不良倾向，文艺创作和文艺家固然需要物质基础。但是，伟大的文艺作品不是有钱就能办得到，物质和创作有时不成正比，宝马别墅难出大作品，嚼着苦菜出精品的教训很多，金钱和物质不是决定文艺创作的根本性条件。比如，在物质贫乏的延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勒紧裤带创作了许多优质文艺作品。倘若眼中只有“金钱”二字，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史记》《离骚》和四大名著这样的传世经典，历史的天空就不会闪耀着孔子、李杜或莎士比亚、海明威这样的巨擘名家。在泛物质化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一些文艺家在作品之内大肆兜售情怀理想，在作品之外却追求金钱利益至上，在作品之内大谈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在作品之外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以物质崇拜自我标榜和自我吹捧，以量化标准简单粗暴衡量文艺创作的成败得失，数字导向的粗放型发展浪费掉了许多宝贵资源，人心浮躁的问题由此而来。这些创作共同的毛病是考虑金钱的因素多了，考虑文艺内涵的因素少了，颠倒了文艺创作中内因和外因的正确关系，给文艺事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落笔至此，我们应在深入生活和发现生活方面下足功工夫，应牢固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同时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方能创作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大批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