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将自己想象为“一千零一夜”的见证者，注视着那些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倾听他们的讲述，写就《见证一千零一夜》;他曾经试图“为文学申辩”，他说：我并不是那个理想读者、那个深刻地理解文学之价值并且能够恰当贴切地领会文学之精义的人，我想探讨的是：我如何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在这个时代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于是在《致理想读者》中梳理了诸多关于文学的思考和表达。

现在，他寄情于李商隐和梅特林克的“青鸟”，在《青鸟故事集》里写下了对异质经验的感悟和奇异的历史镜像。貌似出手无招，却是以艺进道;貌似东拉西扯，却是渊博奥妙。

在被定位为“既是散文、评论，也是考据和思辨，更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的《青鸟故事集》腰封上，李敬泽还是“评论家中的博物学者，作家中的考古者”。

总觉得应该羽扇纶巾，或朱子深衣，才和他骨子里的追求相符;又觉得似乎他从来也没被俗世尘嚣打扰过，不然，何来那些风雅闲散、怡然自得的文章?何来时而与嘉靖年间中国人“话不投机”，时而又与大明王朝的外国囚犯盖略特“一见如故”?

他沉浸在自己构建的世界中谈笑自若，在时光隧道中穿梭自如，在古今中外辽阔无边的精神视野沉吟梦想。

更难得的是，他也让读者跟着他阅读侦探小说般追随到底，跟着他的奇想飞驰。

这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这算得上奢侈。

那些隐秘的中国往事

《青鸟故事集》的前身是一本叫《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的小书，16年来没再版过。一个原因与一向疏懒、缺乏自我经营意识有关;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李敬泽内心一直保持这一方向的写作兴趣和知识兴趣。他一直觉得，还可以写更多更大的东西。然而体量上已是两本书的态势。他索性将文字重新斟酌，增补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巨大的鸟和鱼》三篇，以《青鸟的故事》为名出版，算是暂且划个句号。

古代对陌生经验的接受，对异质文化的误解，在16年前尚属偏僻的知识趣味，近几年却成为相对的显学，引起学术界和读者关注，大概不只是趣味的缘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比如，在《第一眼——三寸金莲》中，李敬泽开篇写道：

有件事不能提，谁提我们跟谁急，那就是三寸金莲。

国人的万种心绪汇入一个“急”字，他的叙述却娓娓从安东尼奥的纪录片《中国》中老太太的小脚道来，追溯到14世纪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三寸金莲”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英国外交使团的斯当东先生……与“三寸金莲”有关的种种人物、事件，甚至1923年2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题为《鞋业提倡天足之热心》的新闻逐一出场。行文至此，倘若觉得只是掉书袋便是一种误读。

李敬泽要说的是西方人眼里的我们，和我们眼里的西方人。他用大量充分的历史细节和诙谐生动的语言告诉我们何为目光的斗争，何谓“视觉政治”，现代以来我们民族的焦虑何在。十几年前他尚是不甚自觉的、一任兴趣的写作者，但那时写下的这些文字中呈现的历史的、人性的面向，今天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突出。这使《青鸟的故事》尤具当下性。他把这本书称为“误解小史”。

“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认识伟大传统的丰富性。我们现在谈起中国的文明容易把它简单化，实际上我们的伟大传统是一条浩瀚的大河，不知道容纳了多少涓涓细流，包括汉唐以来对异质经验的接受吸纳融汇，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误解，同时也是好奇、是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在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文明、文化乃至不同的国家地域交往固然越发密切，但交往中的想象、偏见、错谬，不是减少了，而是有更高概率的发生。”李敬泽说，恰恰是“全球化”的时代，会形成很多习焉不察的误解和偏见，而且相当牢固。从汉唐到明清，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仍然经历着。这种误解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文学经验、文学题材。面对误解，表现误解，是接近理解的绝对必要条件。

撰写这本书是一种冒险：穿行于博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李敬泽将《青鸟的故事》视作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

他把一切都搞“杂”了

假设给一本现代人写的《庄子》让你归类，你一定会抓狂：这是虚构吗?非虚构吗?是小说散文论文吗?都是都不是。

这些事情，庄子不会想，他所写的只是“文”而已。

李敬泽也不会想。他只是信马由缰地写。自然，并非欲与庄子试比高。而是说，在新的互联网时代，或许将迎来古典的“文”的精神复兴;在这本《青鸟故事集》里，“文”的精神亦焕发出新的光彩。

为什么非要给出一个体裁命名，像把一棵草药使劲塞入中药店柜子的抽屉里呢?

自出道以来，李敬泽的评论文章被夸或被贬，皆因他的文章“不像评论文章”，或曰“李敬泽的评论文体独特”。他经常被称为“文体家”，而他的文体又常常令人困惑。

这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吗?还是天性和趣味中隐含的某些特质在写作中无意的表露?“我愿意称之为庄子式的知识兴趣和写作态度。抗拒被分类，让知识、想象、思想自然地获得形式，形成一个整体。”李敬泽正是在这样“任性”的写作中，追求回到古典的“文”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互联网新媒体的时代，这个传统正重新获得生命力，这是一种自由的书写精神。

这种自由来自何处?始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传统么?似乎还要更早。

20世纪70年代初，李敬泽尚不满十岁，每天除了疯玩，就只有一件事：看书。因为母亲在出版单位工作，院里那个封存的仓库成为李敬泽最初的图书馆，托尔斯泰、三岛由纪夫……当然更有《吹牛大王历险记》《堂吉诃德》等等。没有目的地看，没有学业的压力，没有父母要求的压力。他从一开始看书就养成了不太有路数的趣味。

16岁，李敬泽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下来，书看了不少。毕业后又一直做编辑，更加强了所谓的杂家修养，总而言之，他真正把学问搞“杂”了。

他只想做个无所事事的读者，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写。直到1993年，他才被“逼”开始硬着头皮写东西。

有人问：在那之前，你干什么?

李敬泽说：“人生除了写作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吗?”

早写或晚写，写或不写，对最终的写作者来说，一切都是不浪费的。他从来没有立志当小说家，更没有想过要搞评论，或要成为学者。他在写作上没有什么是规划好了坚决要做的。

但是，非他不可了，便全力以赴，一定做好。据说，这是典型的摩羯座性格。

从先秦寻找混沌未开的力量

李敬泽喜欢读古书。谈中国的文章之道，无论批评史还是文学史，大家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都是回到先秦，回到孔孟，回到老庄、《战国策》《左传》，再往下就是回到司马迁。

“因为他们确实有着巨大的原创性。同时，他们的力量在于混沌未开，像一片汪洋，后来的文章只能从里面取一勺。”李敬泽最近看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认为和先秦文章相比也差得很远。先秦那种汪洋恣肆、无所不包、看不出界限的气概，那种未经规训、未经分门别类的磅礴之势，那种充沛自然的生命状态，只能令今人望洋兴叹。这大概也是一千年来那么多的聪明人反复回到传统中寻找力量的缘故。

他说，2017年是新文学一百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的文学体裁和门类，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建构。我们应该也有可能，重新从先秦的精神那里获得新的力量和新的可能性。

“任何上手的事，我都受不了凑合。特别是在文字上。”李敬泽说，这和自己曾经从事的编辑工作有关。看到文字不审慎，逻辑混乱、表达不准确，翻三页五页，他就受不了，更不认为一定有必要把剩下的若干页看完。

“一个写作者，对文字负责任，对自己的表达、对表达的意思负责任，是写作的基本伦理。孔子讲‘辞达而已矣’。不是要求你的语言多么摇曳生姿，至少表述要清楚明白。这个要求高吗?不高。能做到这一点的，不多。”李敬泽说，作家批评家中也有不少是辞不能达。

这是中国文学的现状，这现状也对批评家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作为批评家的李敬泽，不但得到作家们的认同，在评论界也有良好的口碑。他的批评精准生动，鲜活感性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没有抽象虚无的概念化。然而李敬泽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高明之处。“这是不同的批评家不同的旨趣和学术志向。有些批评家对一部作品的批评，最终目标不是对作品的充分理解，而是从作品出发建构自己的理论，学术性和理论性更强。我不是这样的批评家，但我对他们满怀敬意。”他说，只要真正能够由作品生发出理论上的洞见，这样的批评家很重要。当然，也许批评家最好的境界是这两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