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

一、搞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坚持科学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亦即习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学的也必然是艺术的，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之所以要强调历史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强调人民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偏离和背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之所以要强调艺术的标准，是针对时下那股非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题材决定论的创作遗风;之所以要强调美学的标准，是针对时下流行的那种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审美时尚。文艺批评标准的混乱，必然导致文艺批评实践的混乱，造成是非不明、褒贬不分。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理论指南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似乎符合逻辑的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奇且正，是正道;奇而邪，非正途。

而且，推而广之地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标准去衡量各种门类的文艺作品，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并无具象，没有观赏性;音乐作品是听众用耳朵来听的，也无观赏性;至于“五个一工程”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观赏性标准去衡量了。应当看到，电影界近30年来确有一种未能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观赏性的盲目倾向。面对市场，提出观赏性需要重视是有依据的。但对于创作者说来，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所以，历届党代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为标准，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把受众提升到作品的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上来。而观赏性却没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异(不同人有不同的观赏情趣) 、因时而变(不同时代条件有不同的标准，“文革”中的毒草如今成了香花) 、因地而迁(不同鉴赏环境下会有不同的鉴赏需求) 。须知，要真正解决观赏性这个矛盾，必须按范畴学规定的，什么范畴的矛盾主要只能在什么范畴里面解决。那么要解决观赏性的问题，就只能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而不能把它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解决。在接受美学范畴里面，观赏性的主要因素第一个是观众，它是观赏的主体。

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的导师钟惦棐先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观众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才能解决好观赏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努力净化鉴赏环境。氛围是养人的。现在的环境必须净化，电影市场院线主要的黄金时段全部给赚钱的片子，优秀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好的电影片根本排不上。我们在评金鸡奖的时候，十几个放映厅除拿一个给我们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时代》 《港囧》之类。怎么办?环境不净化，相反却把观赏性的问题推给创作者解决。那么，我们创作者，面对着素养有待提高的受众和不干净的环境，你让他占领市场，就是刺激那些文化上不自觉、没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创作者，那些一心赚钱的创作者，放弃引领，一味迎合。结果，愈如此观众素养愈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于是，他就去生产格调更低下的作品，创作与鉴赏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产生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二、要执行好标准，批评家就要从根本上在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努力实现科学化。

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特别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更吃了苦头。应当说，在战争时期，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有其合理性。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就发现这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文艺是人类审美把握的独立方式，它与以政治的、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与以历史的、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既有内在联系又相互独立，彼此间并无从属关系。但前几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纠正了“左”的错误，有人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过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即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学习辩证法，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自觉转化为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文艺批评就可以走向持续繁荣。

我举一个例子， 《光明日报》不久前为《芈月传》开会，郑晓龙这位电视剧艺术家，曾执导《渴望》《北京人在纽约》 《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应该说，这是位有思想艺术追求的有才华的导演，他塑造的每一个艺术形象出来之后，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刘慧芳形象出来了，誉之者众，说代表了人民对善的深情呼唤，但是也有批评的，批评者就说这个形象把妇联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自强自立教育都冲淡了。这就有了争鸣，真理就愈辩愈明。当时《求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 《 “渴望热”后思录》 ，一万多字，就分析了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芈月传》出来，争议也很大，上海有文章批评它一味讲宫斗，缺失了现代性的反思。这似乎就有点极端了，因全剧并未止于写宫斗。该剧顾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该剧阐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电视剧艺术家徘徊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进行审美创造，造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不仅是观众在议论，史学家在议论，大家都在议论。这种电视文化现象，诱发了中华民族群体性的史学热。文艺批评在其间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比如，好多人过去不认识“芈”字，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43个太后执过政，第一个是秦宣太后，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大家因为电视剧研究这段历史，这个氛围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历史修养和历史意识。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百家争鸣。回头来看，战国、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民族思维和民族灵性活跃。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宝贵的争鸣局面。

所以，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百岁老人马识途曾作隶书郑板桥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勉励文艺批评要旗帜鲜明、褒优贬劣。这种旗帜鲜明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决不是好走极端的捧杀或骂杀。

三、要善于和谐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要营造一种和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和氛围环境。

艺术养心，氛围养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作家与批评家》 。我的导师钟惦棐和上海的谢晋堪称至交，两个人情深谊厚，谢晋每有新作，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 ，都到京请教钟老。在振兴巷6号钟老家，他们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对酒当歌，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他们到了研讨会上，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既肯定了谢晋紧跟时代执导《女篮五号》 《舞台姐妹》 《红色娘子军》 《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 《芙蓉镇》等优秀作品，也批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他也执导过“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春苗》 。此谓“时代有谢晋” 。而钟老故去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他判断的预见性，因为谢晋晚年执导的《清凉寺钟声》 《老人与狗》 《女儿谷》等多少旨在赶时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影响的作品，确实缺少了对中国现实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此谓“谢晋无时代” 。谢晋读后，深受启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你导师一句话够我想一辈子，受用终生呀!

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反右斗争中一位叫吴遥的地委副书记，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抢到手，居然把她的丈夫罗刚打成右派，然后借“划清界限”逼宋离婚改嫁给自己。影片上映，影评界反映强烈。赞之者称“深刻得很” ，揭示了“左”的历史渊源;但批之者说“反动得很” ，是诬蔑共产党的。钟老连夜给《人民日报》赶写了一篇影评《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 ，指出： 《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生活中吴遥们的存在。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历史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因素的合力铸成。而艺术反映历史，往往要经过道德评判这一中介，艺术甚至离不开道德评判。他主张要辩证地把历史分析与道德分析综合起来。此文既出，两种极端之论都平息了。钟老与谢晋，堪称是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