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年之中所有节日里，春节是最大的。春节是辞旧岁迎新年的日子，在那些传统的仪式和规矩中充满了敬畏与守望的意味。过年，是国人共同分享的记忆，从传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作家对于春节有着怎样的体验和观察。在梁实秋、鲁迅、张爱玲、老舍、丰子恺、沈从文等文学名家的妙笔之下，过年的场景更具有了独特的意蕴：

梁实秋先生生于1903年，亲历了晚清和民国之交北京的社会生活，他在《过年》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老式”过年习俗进行了回忆。很多人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过年的热情才渐渐消减，而梁先生则说自己是小时候不喜欢过年。所以，他在文中对当时年俗的描写也是以一种幽默调侃的口吻展开的，比如“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这些风趣的“吐槽”令人读来不禁莞尔。

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的态度似乎非常平淡。1934年，他在一篇题为《过年》的文章中说，“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可见，鲁迅先生对于旧历年一向是很冷淡的，如1934年一般的过年的兴致在他的一生中也是极少的。

1946年初，张爱玲由上海往温州寻找胡兰成，途中她写下了三万多字的札记——《异乡记》，其中谈到了她所见到的农村过年杀猪等细节，拟人化地写出了当时被杀的猪的心理：“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老舍先生对于老北京的年俗是如数家珍。1951年，他专门写了一篇《北京的春节》，来描写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吃食、礼仪、景观等：“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向以意境隽永而闻名，他在散文《过年》中对春节的回忆也充满了朴实的生活气息，还从中找到了自己与美术的缘分：“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连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与美术有缘。”

沈从文的创作常常以湘西为背景，以至于他已成为湘西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于湘西的年俗，沈从文先生也在《忆湘西过年》中进行了回忆：“我生长的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我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照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